风物

骆以军:岛国作家为何喜欢共和国文艺女青年

共和国这些女孩们,在某种我恰好遇见,旁观的状态,我看到了一种青春的(某种时代的意外或过渡),一种剔透,发光的少女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不,还没到白流苏,她们就正一正神色,不敢贪玩,跨过换日线,一眨眼成长成大人。

刊登于 2015-10-12

[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一开始我可能是在香港认识她们的。我说“她们”,好像她们是固定的几个人,其实并不全是,我可能在某个场合遇到A、B、C;又在另个场合和 B、C、D、E 一同吃饭;又在另个下榻的饭店,同一个下午,A 和 E 代表一家报纸来采访,而 B 又在一小时后代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以此类推。她们是流动的,像各有名字的溪流,但汇合时又有不同名字的渡口。只是我们这些外来者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大约都小我二十岁。我的意思是,比起台湾这样同龄的小孩,她们实在是太成熟了,也见过太多世面了。后面我才渐渐有种体悟:她们正是这个混乱、暴发户、城市中冒出来布尔乔亚品味和等比级数价位房地产的共和国,截切的这二十年所有事物都发着新奇的光,那样钢筋水泥管破窗或空玻璃瓶药柜那一片废墟山,窸窣长出的茎细叶嫩之植物啊。她们正是年轻时候的马尔克斯,略萨,鲁佛,卡洛斯‧富恩特斯,或波拉尼奥啊。她们全是记者,问的问题比我十来年印象中遇到的台湾年轻记者问的问题,要充满一间后头想像的房间的空间细节多了。也就是说她们问完“您这本书主要想说些什么”之后,还会继续问着你对卡夫卡和波尔赫斯的比较;会问你童年的小镇;影响你最大的小说家有哪几位;或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文学时钟的差别。当然我后来理解,那或是因为她们回去赶采访稿后,后头有那么大的整版篇幅等着她们。而台湾的年轻记者(事实上年纪可能大他们十岁),和你在咖啡屋聊了一下午,回去能上版的只是一小格五百字的小框。这或许我感到许多台湾的前辈作家,见到她们,会像见到自己的孩子,或是年轻时的自己,声调态度都柔软亲切,甚至带些小礼物,因为那在岛国长期寂寞的文学家自觉,又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唤回了。

他们都是菁英,但相对于整个膨胀中难辨其外貌的,像绿巨人浩克那么大个儿的共和国,她们又极波希米亚。才二十七、八岁,你听她们聊起未来,都是忧心忡忡、惘惘威胁。事实上他们某些地方的世故,对人世纵深的想像力,我觉得让近五十岁的我非常自惭。可能因为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们就近距离见识过那些规格如此之大的大人物、大作家了。那很像《红楼梦》里,贾母、王夫人、凤姐、宝玉各房贴身、走动的丫环,在一种压缩、密织的人际关系和位阶落差的快速变幻中,养成了外边人学不来的写轮眼。我有几次坐在她们之中,听她们嘲弄甚至模仿某个大作家的作派、蠢态,或是谁谁和谁谁的八卦,总是心惊。我在她们那年纪时,可能呆到,只要见到她们气定神闲随意点评的那些名字中,其中的任一位,我可能当面连话都讲不清楚,三魂出窍、结巴或发抖。她们知道谁和谁那么深的恩怨;哪个老作家一串的红粉知己的名单;哪几个名字是哪个帮挂的,但换了一座大城市,可能又是另一番格局哪些人又是围绕着谁成为那样的山头。这样的语境,或其所朝虚空描述的一个羽鳞丰满、层次复杂的文人世界,我的经验,在台湾,是大我十岁以上的前辈,很多年后,喝酒时回忆他们年轻时,在报社、在哪个大诗人或大编辑家的客厅,像目睹天上仙班、西王母的蟠桃宴,那样洒着流焰、栩栩如生的文坛旧事啊。但这些共和国年轻女孩们,她们正在一多重宇宙的不等速扩张水母膜囊中,目睹、经历着一个地壳变动、火山频繁暴发的文艺复兴时期吗?

她们真的像我母亲那辈,身世的难是用来手脚并用攀岩般越过,不是如我在台北文青咖啡屋,充满意识的作为“我”的创作的反覆观看,细节解析,伤害场景的柏格曼式剧场召回。

妙的是,她们似乎又是彼此的“师兄妹”,北大的、复旦的、南大的、社科院的,哪个老师哪个老师门下的师兄师姐师妹。我听他们这样叙伦,总觉得天真可爱,在台湾,我这辈之后好像就不太听在江湖跑的人说这套了。想是在一放大比例尺的旷野生存搏斗、任何一种关系的藤蔓,都会隐隐建立起来。我在不同城市打书的流浪时光,会遇见她们也像吉普赛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ABCD,或 BDE 那样让我时空混乱的出现眼前。也总像《命运交织的城堡》里,塔罗牌的搓牌洗牌,她们可能这次来采访你,又换了背后的代表的另一家媒体。所以她们其实也像一群随洋流滤食磷虾的鲸豚,在不同城市的书展、大型研讨会、大型文学沙龙活动间回游。因为我都是隔了一层剥离的印象画派式观看,有时觉得她们像(我想像中的)三○年代上海女作家,那样天真烂漫,娇憨可掬。她们聚在一起(当然又是各自拿着手机哔铃哔铃的回微信),常互相调笑着,亲密的挨凑倚在一起。但她们各自的身世,似乎有的是父母已帮忙买栋房不用愁下半生的掌上明珠;有的则似乎窘困颠沛(这比较像我认识的台湾年轻创作者)。但画面中你分辨不出,谁是家境好些的,谁是坏些的。有时其中一个某某说起家中父母,会脸色一暗,但她通常不会让人停留在这话题,她们真的像我母亲那辈,身世的难是用来手脚并用攀岩般越过,不是如我在台北文青咖啡屋,充满意识的作为“我”的创作的反覆观看,细节解析,伤害场景的柏格曼式剧场召回。不是用来当哥们间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以至像我隔了两年没跑大陆,再到北京,上海,听闻她们中的谁谁已经嫁人了,甚至小孩都生啦。好像那个“延缓成大人”的少女时代,在台湾那儿,我青年时身边的文艺女孩,她们是真的“延缓”,甚至“冻止”在一少女的果冻般时光,即使后来她们四十多岁了,她们还是像女孩儿那样穿着,在咖啡屋读书(虽然会拿出老花眼镜),严酷的节食保持纤瘦,跟男人撒撒娇(当然比年轻女孩抓那分寸和优雅要高明多了)。然共和国这些女孩们,在某种我恰好遇见,旁观的状态,我看到了一种青春的(某种时代的意外或过渡),雷诺瓦风格的“胚胎暂冻”,一种剔透,发光的少女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不,还没到白流苏,她们就正一正神色,不敢贪玩,跨过换日线,一眨眼成长成大人。

(大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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