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日本的报纸头条为“村上春树氏10连败！”──把日本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心表露无遗，近些年日本传媒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都要炒作一番村上氏的获奖可能，到他家埋伏、采访各界日本文学学者、直播在酒吧里等消息的文学爱好者……其实村上并没有这么在乎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中能媲美甚至远胜村上的也大有人在，日本传媒这样做一来是媒体凑热闹，但其方式则是日本文化中“知耻教育”、“虽败犹荣”的悲剧美学作祟。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中被视为长期陪跑者的作家，村上无疑是最有大众知名度的一位，中国读者也没有放过他，直接戏仿他的作品题目给他来了这么一句：“当我陪跑的时候我在想什么？”──这也真可笑。村上春树在我的阅读谱系之中虽然还算不上大师级作家，但他是一个有大格局、有独立完整的世界观的作家，这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乎一奖之得失。何况，多少村上春树也推崇的作家也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如说雷蒙德·卡佛。
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没有很明确的标准，除了创办之初诺贝尔先生要求的那句奖励“理想主义”，何其泛泛。早年（二战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曾经颁发过给不少欧美的次重要作家，有的而今看来几乎是庸才，只不过后来陆续有一些公认大师级的作家获奖，比如艾略特、海明威、卡缪、福克纳、聂鲁达、马奎斯……他们无论在大众还是学术层面都有极高评价，可以说是他们作为得奖者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次逐步拉升到世界第一的地步。然而即使如此，没有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还是比评上了的多，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些巨头都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接近二十世纪末，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渐渐又有所转型，它日益以举荐不同文化当中的尚未广为人知的杰出作家为己任，不再拘泥于是否经典作家。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自己否认着它类似“先贤祠”、“摇滚名人堂”这样的定位，然而公众及传媒还是一厢情愿地期待着它来一槌定音地“肯定”某位早已不需要肯定的重要作家的地位，故此才有了永恒的“陪跑者”一说。
其实要论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最让人抱不平的远远没轮到村上君，被公众及学界均期待了超过五十年的，首选米兰.昆德拉。今年已经86岁的米兰.昆德拉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挟《玩笑》、《生活在他方》、《笑忘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横扫西方文坛，九十年代被译介到华文阅读圈里更是呼应了彼时知识分子彷徨心态，一时文艺中青年人手一本米兰·昆德拉，其影响力只有六十年代萨特在西方可比。
盛名之下，米兰·昆德拉曾被六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而不获，以前我善良地认为是诺奖委员会对大师有更高要求，借此给压力老人创作出更伟大作品，现在看来即使他九十年代之前的多本作品已经足以秒杀许多获奖者，只能感慨诺奖委员会为了标榜自己不同流俗而对伟大作家的时代共鸣视若无睹。说米兰·昆德拉是陪跑者，还不如说他是场中运动员们的教练，就如当年的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一样。而且他深沉广博的哲学隐喻遍罩这半个世纪的人类精神状况，无其他小说家可以比肩。
若说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都是因为公众知名度反而被诺奖委员会拒斥，另一伟大作家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不获奖也说不过去。在学界，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被视为后现代的《芬尼根守灵夜》，二战后继承乔伊斯前卫实验锐劲又能厚重自成一家的，除了阿伦·罗伯-格利耶就只有他了，后现代诸家如巴斯、巴塞尔姆等均莫能比。品钦不能得奖，大概是诺奖委员会的保守主义者们看不懂他的实验吧。
诺贝尔文学奖115年历史，仅有14位女性得奖，而二十一世纪以来就占了5位（包括今年的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人也觉得是政治正确在诺奖委员会里日占上风。但这么说，排队已久的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为什么还未能得奖呢？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最重要的作家，没有之一，而且她是真正的多面手，诗作语言硬朗题材广泛，不亚于辛波斯卡，小说涉及多种处境中的女性命运，大开大阖。阿特伍德不得奖，估计和加拿大本身的边缘化有关，这个平和的国度当然没法与骚动的火药罐地区相比。
但如果说地域敏感，另外两位著名的“陪跑者”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阿多尼斯（Adonis）不得奖更不可思议，两人都身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之中（这比近年热门非洲的提安哥与阿契贝都要明显激烈），拉什迪因为挑战伊斯兰文化的敏感带饱受死亡威胁，诺贝尔是否应该在冲突中挺身支持他，就像当年颁奖给犹太作家一样？而阿多尼斯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ISIS 施虐之地，他的诗歌却象征了后者疯狂想要摧毁的理性和神秘哲学里面的精华，对阿多尼斯的肯定难道不也是竖向 ISIS 的一个明确的警示吗？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出牌永远高深莫测，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就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如此看来，陪跑者这一称谓丝毫不是什么侮辱，只有在不明就里的观众眼中他们是陪跑者，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在自己的跑道上跑得很远，逸出瑞典文学院的五位院士视野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