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亳州市官方媒体《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向该院在2012年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错判的19人公开道歉。本案代理律师王录春称，安徽高院的这一做法为“全国首例”。
这19人所涉的案件是“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该案涉及中国的“灰色经济”，即为一些无法获得大型国有银行贷款的小型企业提供资金。
2010年1月，亳州检察院以吴尚澧（本案主犯，兴邦公司原董事长）等39人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2011年3月，亳州中院判处吴尚澧死刑，其余被告人死缓、无期、有期徒刑等，但吴尚澧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安徽高院维持了吴尚澧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最高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4年7月，亳州中院重审本案，并于11月改判吴尚澧等人10年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此外，检察机关还撤销对邱超等19人的起诉。随后，这19人申请国家赔偿，安徽高院经庭审裁定赔偿。
我院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已向邱超等19位赔偿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现以此公告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
中国的法院受制于政治因素，以及司法程序中过于依赖口供而非实证，因此重大案件的错判并不少见。而法院在平反一些冤案后，也很少进行过公开道歉。公众较熟悉的“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等平反之后，当地法院虽有道歉，但采用的都是相关领导登门“鞠躬致歉”的方式。
在1994年通过的中国《国家赔偿法》中，便已经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内容。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后，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还明确了国家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是，由于法律对于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及影响范围没有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赔礼道歉”长期处于尴尬的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认为，安徽高院的这一做法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他同时指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不仅是对当事人精神上的安慰，也有利于当事人重新融入工作。时评人倪恒虎则撰文称，除了国家赔偿和道歉，还必须分析错判原因，对制造冤假错案的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并且“不让追责成为道歉的绊脚石”。
声音
安徽高院的这种道歉，应该被视为中国司法系统在对待其错误时取得的进步，具有标志意义。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是法律赋予受害者的权利，且已执行多年。然而，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却少之又少，以至于安徽高院成为“全国首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身处强势地位，一些司法人员以尊者自居，往往忽视受害人诉求。
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现代法治也是如此：法治不可能100%杜绝冤案，而是在出现冤案之后有成熟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