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9．28雨伞运动爆发一周年，传媒都在做回顾专访，检讨运动得失。其实许多组织者刚从情绪低谷中走出来，占领恍如昨天的事，一周年应该庆祝还是哀悼，颇是迷惘。
黄仁宇说论断历史，最好有500年的区隔。当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南部以公民抗命争取黑人平权，几多人攻击他摧毁法治和破坏社会和谐，连华盛顿一些开明的政客都批评他卷入太多青少年，更有教友写信给他说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上帝就是支持种族不平等。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有较成熟的眼光看待公民抗命，也就觉得当时一些评论不值一顾。
又譬如今天我们读汉娜鄂兰的《邪恶的平庸》，觉得她将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只懂“依法办事”，忠诚执行上级命令的庸碌官僚，是对于人们“拒绝思考”而沦落为邪恶的共犯的最深刻批判，而不知道当年她在《纽约客》发表此文时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说她为纳粹辩解、将受害人变成加害者（因她指出一些犹太组织领袖实质是纳粹共犯），结果众叛亲离，几乎丢了教席。就像今天在七警滥用私刑、占领者被打到头破血流后，有人敢说不要将执法者说成是黑警，其实他们动手时都没有邪恶的动机，只是缺乏能力去分辨公民抗命与一般违法，要怪的是上层官员的奸诈和植根在低层社会的愚昧，又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种论断？
重头来过，哪个决定会不同？
即使雨伞运动并非这些扭转人类历史的事件，在论断功过之前，时间的沉淀仍是必须。记者常问，如果可以重头来过，哪个决定会有所不同？我说如果学生在与官员辩论后能持续对话，或者可以争取到一份同情普选的“民情报告”。假如觉得持续对话没有意义，便应以议员“辞职变相公投”退场，保存民气、转战社区。但其实北京在占领爆发后一段时间，便以“不流血、不妥协、对话是最大的让步”的方针应对危机，此策略勒停了嗜血的梁振英，亦将占领者困在死角。学生觉得运动无实质成果，不愿退场，却在民意流失后冒险升级，结果在挫败中结束运动。旁观者或讥为不智，实质是无可奈何（从运动过后学联几近解体，可见学生领袖在占领期间被激进力量迫得难以后退），甚至是历史的宿命。
有些批评者认为占领行动没有扩大支持民主的群众基础，只落得分裂社会，给口实建制内的鹰派采取更强硬的对港政策，得不偿失。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以占领后的政改争议为例，民调显示有近半市民支持“袋住先”，而只有四成支持否决，与过往有六成市民支持普选有明显差距。中央官员亦以8．31决定作为分水岭，誓言要与反对此决定的激进派和发动占领的极端势力“坚决斗争”。梁振英更表示中央肯定他处理占领的表现，暗示北京撑他连任。
其实北京最高领导如何评估雨伞运动仍是未知之数，最近港澳办冯巍与民主党会面，令“全面孤立泛民”之说不攻自破。至于北京是否挺梁连任，亦无确实信息，反而田北俊、吴康民等对梁左右开弓，各重量级人物亦冒出头来“跑马仔”，可见占领并无令建制更为整合。
民主运动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
雨伞运动对建制内部的冲击仍需进一步研究，但对泛民及公民社会的影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正如上文所述，有近三成的泛民支持者（从60%的支持率下降至只有40%支持占领和反对“袋住先”）因运动而流失，特别是一些基层温和民主派的市民。多个调查都发现有六成的年轻人及高教育人士对占领和否决政改方案持正面态度，即是说雨伞运动赢了未来却输在当下。这结果为泛民政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带来隐忧，但亦可能是日趋僵化的泛民的一次更新机遇。但黄之锋却对泛民的改革缺乏信心，鼓吹在泛民和建制外建立“第三势力”，动摇既有的政治板块，令明年立会选举形势更趋复杂。
对于公民社会来说，雨伞运动为其注入更多年轻力量，强化命运自主意识和追寻更彻底的社会改革。既然中共说《基本法》难容真普选，修改基本法、“全民制宪”以应对“第二次前途问题”（即2047后的制度安排）、“建构香港民族”以至“港独”便顺理成章成为新兴力量思考的议题，但碍于过大的现实限制，始终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此外，抗命运动亦无以为继。市民自发的抗税行动（多交或迟交税款以造成行政不便）难以产生集体效应，议会内以“拉布”瘫痪政府之举亦因政府以民生议题反制而难以持续。可见民主运动在占领后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和阵形，茫茫然未见前路。
凭公民社会之力拓展生活世界
但抗命不认命的精神，不单在于以不合作运动对抗不义，仍应包括凭公民社会之力拓展生活世界（life-world）。在沮丧的阴霾中，以群众集资成立的FactWire新闻通讯社特别令人心振奋。此举不单是维护市民的知情权、打乱自我审查的传媒生态，更牵动“市民一人一股改变世界”的想像。美国Working Assets Money Fund的创办人Peter Barnes就写过一本Capitalism 3.0: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建议以市民一人一股的方式成立不同信托基金去保护山林、湖泊、大气和文化遗产。即是说，当我们已不能寄望这个政府、当资本已全面赤化，我们只可凭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已不能寄望这个政府、当资本已全面赤化，我们只可凭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正是这种意义，因占中而在娱乐圈被全面封杀的何韵诗，能成功举办“十八种香港演唱会”令人刮目相看。原来觉醒的公民可以形成新的市场，即使在夹缝中，“有种歌手”仍能大展拳脚。就好像垄断了大气电波的无线电视，反而造就了以改造“大台”基因来讽刺建制横蛮愚昧的“毛记电视”。这种疯癫作乐的政治批判至今仍未碰上专制的刀锋，甚至吸引广告商青睐。可以预见，现实政治的无奈，虚无主义的流行，必然引至反对力量的“文化转向”。无论是为了继续启蒙、与“对得起自己和时代”的公民相互打气，抑或发泄心头的愤怒和郁结，话剧、小说、音乐、短片、插图等都会变成对抗霸权的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