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台湾明年一月的立法委员选举被部分政治观察家形容为“小党的战国时代”，其中“时代力量”、“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三个脱胎自社会运动的政党，是倍受各方注目的一股势力。端传媒依序推出这三个政党负责人的深度专访，最后登场的是其中拥有丰富选举经验的“绿党”，看它如何深耕台湾政治。
当所有人将“第三势力”的焦点放在时代力量和社民党两个新兴政党身上，绿党是唯一有选务经验；同时也是苦撑19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首度有所斩获的政党。
绿党召集人李根政和范云都出生于1968年。从一个国小老师投身生态环境议题至今，李根政无论是着专书、编杂志、到运动倡议都是台湾环保界的健将。两年前接下台湾绿党共同召集人的职位，让一个多年苦撑的老政党重新出发，也高度投入去年的太阳花学运。
相较于其他两个新兴政党的鲜明性格，李根政和绿党都有一种内敛特质，他们不特别亮眼，不具话题性，却固执的在绿色政治理想中苦撑，因为现实经费问题，组织和人才培养只能牛步般前进的绿党，仍然坚持“慢政治”的原则。但终于在这两年看到一丝曙光。
从政的经验让李根政深信政治工作不是一蹴可几，而是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将政党票投给绿党的选民仍然在4年内从5万张拓展到23万。如今绿党已经是台湾第五大政党，更在九合一选举的突破能量下，往更成熟的政治之路前行。
端传媒记者特别专访到绿党召集人李根政，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绿党是在这波第三势力政党中，唯一有选举经验，也在去年九合一选举首次有斩获的政党，可否分享对上次选举的观察。
李：去年九合一选举受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运动”影响，青年投入地方选举的比例大增。但我也观察到选举结果，最明显的两个现象就是：青年太阳花形象容易被复制，社运的进步倾向很容易被有资源宣传的候选人收割。
另一方面则是家族、派系政治的倾向。民进党有些派系产生的年轻人，不见得参与社运，却也会用太阳花的形象联结而选上，因此第三势力在地方政治的空间反而没有想像中的大。未来“选举阶级化”的倾向可能更明显，会是权贵青年和平民青年的对决。
政治是需要长期投入、扎根的工作，2014选后我就提出扎根的政治路线，政治不能只靠媒体宣传，这次选举更证明扎实的地方耕耘很重要。
端：九合一的选战经验有什么可以延伸到这次选举？你认为太阳花后的社会动能可以从九合一延续到2016年大选吗？
李：2016大选的政党票在泛蓝集中的选区，确实有投不下国民党也投不下民进党就给第三政党的可能，但没有固定政党倾向的选民不多，过去经验看到也很有可能因为选情紧绷最后归队。
政治是需要长期投入、扎根的工作，2014选后我就提出扎根的政治路线，政治不能只靠媒体宣传，这次选举更证明扎实的地方耕耘很重要。
新兴政党理念重要，但不能都在云端打仗，虽然我们批判旧政治，但旧政治确实有扎实的政治工作值得学习，只是要从中转化新的价值，有一部分要从旧政治长出新东西。而这次实际下到选区时，很多候选人还是体认自己对地区的发展了解不够。
我们另外也发现，新的选战模式可以发挥一点效用，不是决定性，譬如社群媒体如脸书的使用，中坜市议员王浩宇在选区经营了三、四年，就是透过脸书分享结合实体经营，虽然触及到只有年轻族群，但还是可以影响到蛮多回乡投票的年轻人。
我们也从选后一千七百份问卷调查看到，有六七成左右积极的绿党支持者有关注绿党脸书。脸书的确是现有有效的传播工具，虽然只是年龄层的触及率上突破，坦白讲没有比较新，但我们在签政治代理人公约时，都要求绿党候选人必须办政见审议座谈，建立和选民的关系，强调政见必须要透过和人民的互动才能提出，开启和选民讨论政见的新模式。
端：绿党辛苦坚持了这么多年，却是这波第三势力声浪中相对边缘。绿党怎么看这波趋势，以及自身可扮演的角色？
李：我们也认为2016是很重要的政治机会，走在十字路口的台湾政局很需要突破，但我们不认为跨过2016就没有其他政治机会。现在台湾的民主深化是长期工程，即使这次取得席次，也无法完全打破政治僵局，之后还有很多长远的政治工作要作，不是只有这一战，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这看法有一部分来自我们的地方经验，除了取得席次外，政治人才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足够素质和数量的政治人才，要驱动这波改革是不够的，而很显然台湾社会的新政治人才数量不够。
我觉得时代力量和社民党的出现蛮好的，表示更多人有政治决心愿意从事组织工作。正面来看，可以累积台湾新政治的实践经验，人才库也会扩大。
端：关于第三势力的整合从三月谈到现在，终于和社民党确立的联合参政联盟，可否谈一下绿党在这次整合过程的党内民主如何实践？
李：这次的整合的确花了一些时间，毕竟我们是个19年的老党，政党实力和新成立的社民党有差距，有些党员在党名以及政党认同的情感上，多少会有些政党本位主义，也会觉得耕耘这么久，2014年又选到两席，何不再坚持看看。
但我们也了解整合的重要，因此到全台的党支部举办座谈，和党员对话及辩论。绿党有五百多个党员，这样的座谈每场都会有几十个党员参与。
事实上今年一月，绿党就已经在党员大会讨论政党合作的原则。当时评估的主要项目：一是核心价值及政策，二是选举和组织策略。当时先用排除法决定出合作对象，当时的决定是与“社民党”和“时代力量”合作。另外也认为优先法案的共识是整合的重要条件。
而组织的主体性也是需要考量的。现在的参政联盟比较松散，允许双重党籍，在价值取向接近的前提下，允许组织定位、和其他政党关系的拿捏差异。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我们也花了很高的时间成本，但实践党内民主的程序对我们而言，是很珍贵的经验，我相信这些经验也共同属于台湾的公民社会。
端：这几年绿党的耕耘有成，从2008年到2012年政党票的增加，2014年地方选举选上两席，2016年对自己的预估如何？
李：2008年绿党的政党票五万多票，占比是0.5％左右。2012年拿到23万票，占比1.74%，但这次比较难预估，因为还有其它新兴政党出现。只是最近两份民调，一份显示绿党支持率3.3%，另一份则有4.4%，甚至超过台联。
看起来绿党不是最热门的话题政党，但从1996年成立到现在走了19年，在目前选战还没开打，没有大量曝光的情况下看到，能见度确实有稳定成长。
2014年的地方选举对绿党来说，最大的正面效应大概有三点：一是九席选上两席的当选率很不错。二是透过选举，地方基础会比较扎实，现在各地如桃竹苗、高雄、台南、北北基党部陆续成立，参与的都是相当有热情的年轻人。三是有了参选经验，对2016选战策略和资源盘点会有比较具体的经验。也因为现在组织状况比较建全，很多重要的经验和组织方法得以传承，去年的辅选干部有一些可以继续打2016选战。
但也不是没有现实问题，一是候选人怎么维持生活？很多要自我牺牲，靠自己积蓄等等。这一次透过募款可以支持候选人竞选时期的生活需要，选举需要辅选团队，选后党务也要继续运作。2013年我接任时只有一个专职，现在增加到五人，但还是蛮辛苦的。
端：小党生存所牵涉到的结构性困境，努力经营19年的绿党肯定体会很深，这些都必须靠宪政改革来解决，绿党怎么看这一波似乎欲振乏力的推动修宪行动？
李：政党要营运起来，组织一定要建全，但人和钱永远都是最主要的问题。政治资源的来源和分配，会关系到国家的政治体质。譬如全世界173个有选举的国家中，只有20个国家需要缴交保证金或登记费，而台湾是其中门槛最高的。
以国会议员参选的门槛来看，英国的候选人需缴交折合两万五千元台币（编按：台币与港币汇率约为4比1；与人民币汇率约为5比1）的保证金，纽西兰、加拿大是三万，台湾则是二十万。所以“钱”成了选择政治人才的第一道门槛，再加上选举需要大量的宣传才能让选民认识你，缺乏资金的小党或独立参选者很难和有大党奥援的候选人竞争。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选举制度的问题，在318太阳花运动时，我们便提出公民宪政会议，我做为当时的推动人之一，在场外做了草根论坛，基本上我们的概念就是，过去台湾修宪七次，而这一波新的宪政改革运动应该从下而上。
当时在街头上，参与的民众提出很多问题，从国家前途、权责相符的政治体制，乃至广泛的社会正义、新兴的人权议题可否在宪法中被落实，大家有热烈讨论。当时最理想的情况是透过草根论坛由下而上形成共识，接着召开“宪改推动论坛”，把草根声音汇集起来，让审议式民主的精神落实到宪改运动，让公民社会有参与感，这是我们希望的新宪政运动的精神。
但现实状况是要修宪一定要看两大党的态度，很显然的当时我们以为“宪法时刻”会在318产生，但真正讨论反而是九合一国民党败选后新任党主席朱立伦提出来。但现在又陷入了两大党的框架，就有政治计算，和当初的公民精神有矛盾。譬如国民党认为下修投票年龄到18岁要和立院阁揆同意权绑在一起。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太阳花时期草根论坛的热情，没办法扩散、延续到现在。宪政问题离人民太遥远、太抽象，虽然我们迫切感到宪改议题很重要，但也清楚很难拉近选战，因为无助于选票，这波运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宪政运动拉到常民的运动。
而小党只会被问到政党补助款的门槛，好像我们只在意很小的细节。坦白说我们没有明确主张内阁致或总统制，因为我们认为台湾体制的形成有脉络需要细致讨论，而绿党一直更在意程序问题，推动一部属于人民的宪法，强调跟公众对话，将宪改看成一场政治意识启蒙和教育，而不是主流政治菁英，两大党妥协出来的产物。
端：最近关于第三势力的主要话题是与民进党的距离，事实上2012年绿党参选人潘翰声也曾因为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而饱受批评，这次绿党的态度又是如何？
李：政治的实践都是关乎人的实践，2012年我们的确没有处理好，也让我们学到宝贵的一课。政治的分寸很重要，拿捏只要差一点点，选民的观感就会不同。选前要有清楚界线，选后可以在共同价值的议题合作。
绿党之所以在1996年成立，就是当时便看出民进党不是实践绿色政治的载体。2000年到2008年扁执政可以清楚看到，民进党就是向财团倾斜的政党，只是国家定位和国民党不一样。
民进党几乎是本土右派的政党，在一些社运议题上民进党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冲突。我自己从事环保运动，在当时就常去抗议，民进党当时提过新十大建设，和蒋经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路线没有两样，这个政治路线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次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两党不过半”，让进步的政治势力成为国会关键的杠杆力量，结合社会力牵制执政党。
所以绿党也很清楚是透过社运的实现，不止监督国民党，也监督民进党。这次民进党很有可能执政，但国民党早在陈水扁执政八年间就证明他们会在开发政策上支持民进党政府，甚至祭出党纪来要求。
我们现在担心2016年会没有一个“适格”的反对党，在国会里坚持社会正义。因此这次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两党不过半”，让进步的政治势力成为国会关键的杠杆力量，结合社会力牵制执政党。
端：社运界一直有普遍的看法，认为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社运力被民进党吸纳。这次民进党非常有可能执政，而如果第三势力还是无法成为国会关键少数，你会有同样担心吗？
李：我认为这次如果民进党完全执政，也应该和2000年不大一样了。当时社运前辈觉得被背叛，主要是过去党外运动和社会运动并行的时期，社运圈高度依赖民进党的组织。譬如反核运动，民进党扮演了很主要的群众动员工作，当时可能会上街头的两、三万人都是民进党动员来的。
但这个悲观的情势，在2011年福岛核灾后有很大改变。公民团体在民间动员出的人数，甚至比当年多十倍，2012年有二十几万人上街，民进党已经被边缘化。2008年后台湾一场一场的社会运动都看得出来，台湾自主性的社会力已经和民进党“割袍断义”，自己茁壮，所以我不担心。
2016年大选对第三势力来说，的确可能在选前发生“西瓜偎大边”（选民自动将选票集中给领先政党）的效应，但我们还是相信台湾选民可以不只有“比较不烂”的选择，绿党要告诉台湾选民是有好的选择，可以“挺好的”。我的田野观察是318确实改变一些选民的投票行为，年轻人的政治判断在影响老一辈，政治选择的世代交替正在发生。台湾社会理性的中间选民的确存在，会因为议题、社会公义来决定投票行为。
九合一选后，有学者说绿党终于像个政党了，我们认为是很大的进步，因为这是台湾现在需要的。我同时在NGO及政党工作的经验看到，两者在经营思维最大不同还是在于，相较于社运组织，政党有长远的政治议程，关注的议题也多元，不是跟着单一社会议题反应，更需要政策的整合和对话的能力。另外内部民主和政治人才的培养对政党来说都更为重要。
19年来绿党一直不放弃实践社运走向政治的可能，在去年好像有点突破，当然选举和民意是很难捉摸的，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悲观或乐观，只能努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