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艺术中心看“进剧场”（Theatre du Fif）的作品《楼城2015》（The Will to Build 2015）。这个剧团的特色之一是采用“引录剧场”（Verbatim Theatre）方式，角色的话不是凭空创作，而是“引录”——他们就特定话题背景采访一些人，把他们所说的话作为剧场角色的语言再现，让这些真人真事的、日常的话语，以新的存在感呈现。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当时担任市政局议员的杜叶锡恩（剧场角色由Sean Curran诠释）为寮屋居民争取新居所。五六十年代，香港政府为了快速解决寮屋区的火灾、卫生和公共秩序问题，制定粗略的徙置计划，旨在迁出居民、清拆寮屋了事，对他们之后何处安身不闻不问，一度有数百户居民只能露宿山头，向杜叶锡恩求助。之后政府在西贡山头坟场开辟木屋区，容纳数千居民，却没有水也没有交通。尽管窘迫如此，有了稳定居所的居民已是非常满足。杜叶锡恩又再追着官僚跑，政府方才勉强同意修建储水池和水管。
最吸引我之处，是杜叶锡恩所讲述这件事中一种极端化的情形（寮屋被拆、居民露宿、徙置于坟场山头、没有水），以及这种极端的情形即将触底前政府勉强作出的社会管理或援助行为（提供水车，修建储水池和水管），这二者之间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吝啬、没有人情味，但又勉强实用，让危机免于失控，为将来的变化留下余地。
这自然可以简单视为一个官僚与民瘼的悲剧。然而我还想看到，香港在十几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楷模般的城市，不是凭空而出，而正是在这窘迫的基础之上。在十几二十年甚至更往后的时间里，居民、官僚、居住、建设、管治，这段往事中各种元素都依然存在，并遵循某种“DNA”在朝前发展。如果从“居住—建设—管治”的角度看，它的信息比情感上的批判与同情丰富得多。
我用DNA来比喻这条路径的脉络，是因为如果理解不了居民与那样极端化居所的共处方式，如果理解不了政府堪称悭吝的管治手段，就理解不了后来公屋、市政中心、工厂大厦，乃至新市镇在香港的存在方式，甚至可以从中揣摩今天香港在建设与管治上的难堪之处。
这个疑问本身是否成立呢？正是在这不久后，我读到了《香港造城记》（下文简称《造城记》）这本书，找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答案。
城市规划与政治场域中的实用主义
《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的主题是香港的建筑与规划，作者是墨尔本大学的三位建筑与规划学者Barrie Shelton、Justyna Karakiewicz、Thomas Kvan。
建筑与规划，是专业技术角度。城市与小区，是无论左中右都只能客观对待的话题。然而经过数十年，城市建筑本身终究长出了一个自己的样貌与性格，携带着香港这座城的基因。作者从建筑规划角度观察到的香港基因中，有这么一点：
（英国殖民管治时期）半专制化的政府不断地仔细观察潮流的发展，经常是在极端化的情形下对事态进行小心的干预，以加强对已确立的趋势的控制并引导它们的潜能。
作者从城市规划中看到的，与政治观察者看到的是同一组DNA——英国管治中贯彻始终的实用主义。邝健铭形容港英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时说：“只有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政府才会加强社会援助；不过，到了这些时候，港府往往能反应迅速，有效率地推行新政策，化解管治危机。”（《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
这种“拖延—观察—渐进式干预—顺应趋势—推出新政引导潜能”的套路，在“造城”时发挥作用。极端的状况不断产生压力，又在引导下不断释放潜能，于是，在《造城记》作者眼中，香港逐渐成为一座极具形式感的城市，其城市建筑由此在全世界呈现出一种奇观景象。
书中把香港人司空见惯、建筑规划学者眼中的经典实验案例分类罗列：连接旺角东铁路站与旺角地铁站人行天桥长达400米，其中150米无出口；连接中环到半山的扶梯由18架自动扶梯和3架移动步道组成，覆盖800米距离，攀升135米高度；曾经存在的九龙城寨以2.6公顷面积容纳了35000人居住（时至今日，重庆大厦依然在延续它的基因）；基座连成一体的庞大的集居住与生活消费为一体的建筑“群岛”，分布于香港各处；同一栋建筑在不同地面的出入口把城市的空间折迭起来，在世界其他城市仅限于一个平面的各种功能，在香港被折迭到一个立体的空间内。
日本经典动漫《攻壳机动队》把香港特别是九龙城寨设定为未来故事的发生场景。外人在造城的超现实结果面前目瞪口呆，却不知道造城的过程恰恰是最现实的。居民、发展商、政府，逐次从传统街区、陡峭的山脊以及海面“借来地面”，最后达至“重新定义地面”这一超现实的结果。
香港无法改变的“强城”角色
作者给了香港一个定义——“强城”。它不但具有超高的密度：在相同的面积之内，整个香港市中心的人口和工作密度领先于其他任何城市，而且居于其中的人、城市服务、设施，以及城市形态相互作用激发出的活力和强度也堪称楷模。“香港仍然是一个强城，并且几乎没有改变的迹象。”
从香港造城的极端化轨迹和无法改变的“强城”角色来看，现在和未来对香港的任何构思若脱离于实用主义，都难以乐观视之。
从造城之初到九七，香港都不是以一种先验、概念性、气势磅礴的蓝图去规划和建设。多出口的楼宇、剪刀走火梯、世界第一的人均手扶梯、超长的行人天桥、把地基连成一片并在此之上建造高大的居民塔楼，都不是从先验的概念而来，而是从一点点的现实需要和趋势中形成。（甚至现在为人痛恨的发水楼也是这种现实的一种，但是否能成为一种稳定的趋势，是否会受到干预，依然还在形成中。）
值得一提是，作者在《造城记》的最后，附加了一篇对于旺角改造和古洞新市镇规划的意见。那是一幅相当乐观的图景，可是，恐怕作者在此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过往香港的规划都是基于本地居民现实的需要，但如果万一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轨迹不再是顺应需要并引导潜力，而是前所未有地把自身先验地融为某种大构思的一部分，是否还会继续激发出香港的“强城”能量呢？
（《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作者：Barrie Shelton、Justyna Karakiewicz、Thomas Kvan；译者：胡大平、吴静；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章隽，出版策划人，现居香港，曾任职港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