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香港出现长达79天，以学生和青年人主导的“雨伞运动”。今年7月底，又有学生冲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的事件发生。不少人都慨叹说，年轻一代是没有法治观念的被宠坏的孩子，甚至有位高权重的人公开痛骂学生是“小混蛋”、“暴民统治”、“文革红卫兵”。
学生的部分行为是应该批评和否定的，但如果我们这些较年长者回忆起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不是也曾经被我们的上一辈看不顺眼和诸多指摘吗？世界不断变化，时代不同了，作为父母或祖父母辈的我们，首先要了解和研究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及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成因和特点，进而考虑如何有效地与青少年沟通，以及采取怎样的相应对策。
抗议政治席卷全球
香港年轻人的激进行为不是独特现象，也不是因为香港的教育制度特别失败（当然香港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需要不断检讨及改善），而是近几年蔓延世界的“抗议政治”（protest politics）的组成部分。
群众抗争行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方都经常出现，数不胜数，可说是古已有之；但近几年来，世界各地烽烟四起。正如2013年《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份特别报告(‘Rebels without a caus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统计，在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内，总共有约7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示威抗议，以致部分演变为占领、冲突与暴力的事件；其中可划分为三大类型──
（一）反专制政权和鼓吹民主，例如“阿拉伯之春”；
（二）较为传统模式的社会不安，例如反对经济紧缩政策、失业、贫穷和不公平等原因；
（三）“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例如包含不同诉求的“占领华尔街”等行动。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如Ivan Krastev）的观察和分析，现代抗争行动具有新的模式，其中有两个特点在这里提出来与读者讨论。
网络推动公民能量的爆发
数码科技和社会媒体赋权予（empower）教育程度日高的年轻一代，令他们更强烈地觉得自己是独立个体，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是“我、我、我的一代”（‘the ME ME ME generation’－Time Magazine, May 20, 2013 )，通过网络互相联系，时刻分享感受与经验，又掌握世界各地群众抗争的资讯。
现代抗争者（protestors）是愤怒的个人（angry individuals）。他们乐于聚合一起抗争，共同创造及分享当中令人振奋和难忘的经验，但他们不是一个集体或组织，没有共同的理念或信仰。把他们临时和松散地拉在一起的，是对现状和事件的不满和道德愤怒，无论是针对1%比99%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义、专制贪腐、污染环境，以至当权者某项政策或处事方法被视为不公正。
通过网络世界，一次事件或某项政府政策，可以突然引发一场公民能量的爆发 （an eruption of civic energy），表达被赋权者的强烈不满感受（frustration of the empowered），形成一种公民社会的“反对的主权”（negative sovereignty of civil society）。这种以网络为中心的临时集会行动，有时是在现场以集体讨论和争论作出决策，而非以组织、领导和意识形态等为基础进行。
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相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信任政府，并反对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或过度的管治。现代抗争者同样反对被管治（being governed），因此具有自由放任主义者精神。
排斥性的民主
整体而言，千禧年代对权威、领袖、建制、政党和主义等的信任逐步下降，而西方民主制度与全球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令其政府和代议政制在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弊端方面，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定期选举和代议政制在愈来愈多选民心目中，已不是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有效机制。
但现代抗争者没有意图去探讨如何改变世界，亦不企图建立什么新的社会、制度、政权、政党或政策去取代旧的一套。他们实践一种没有领袖、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并在一个具体事件和情况中，以拒绝方式去行使人民的主权，所以是一种排斥性的民主（a democracy of rejection）。他们除了要求完全撤销或推翻当权者的某项政策和决定，而排斥任何妥协和其他代替方案之外，还在抗争过程中排斥领袖、排斥政党的介入和领导、排斥法律制约和社会规范、排斥其他社会人士的感受和反对意见等等；抗争因此可能会演变成为占领、冲突与暴力。
排斥性的民主，违反了西方一向尊崇和实行的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中的包容、多元、法治等要素。政治学者Ivan Krastev称之为“民主的分裂”（democracy disrupted）。
当权者的应有对策
以上是一些西方学者的概括分析，并非针对所有现代抗争者而言。当权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与秩序，对违法的抗争者当然应该及可以执法，以免社会逐步走向无政府状态；但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尽力去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能够向前发展，而不是参与激化矛盾，令对立撕裂的社会掉入不断向下滑落的漩涡里。
政府的主要功能亦包括尽力去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能够向前发展，而不是参与激化矛盾，令对立撕裂的社会掉入不断向下滑落的漩涡里。
年轻一代是社会的未来主人翁，位高权重者尤其须要慎重考虑年轻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不应只是抓住及放大学生的个别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而漠视或全面否定他们抗争的原因和理据。年轻抗争者多数时候是基于道德愤怒而以身试法，当权者在维持社会秩序之外，还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观分析，去审查及检讨原先的决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处。
年轻抗争者多数时候是基于道德愤怒而以身试法，当权者在维持社会秩序之外，还需要用同理心和客观分析，去审查及检讨原先的决定或政策是否有不足和可以改善之处。
另方面，亦需要鼓励社会人士以多元角度，就自由、民主、公义、法治、暴力等基本概念和理论，与年轻一代平心静气地交流、沟通和深入讨论，尽力去拉近大家对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共同探讨社会发展的方向。
（冯可强，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