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拥有的历史记忆也许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享的现在也许是黯淡的，我们希望共享的未来，则是扑朔迷离的。
“中国人”概念的出现，并不久远。在宋朝以前，没有中国人概念，秦朝的人是秦人，汉朝的人是汉人，三国时的人分称魏人、蜀人、吴人，晋朝的人则是晋人。人的统称依照王朝之名，个人属于皇帝，而无种族概念。直到宋朝，汉人在暌违数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处于游牧帝国契丹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至此才有了种族的概念。
冈田英弘不无尖刻地批评说，“中华思想是中国人病态劣等意识下的产物”，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贡献巨大。司马光坚持“正统说”，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力。冈田氏认为，司马光规范了汉人的种族观念，却让之后的中国人愈来愈看不清中国的现实。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人？
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李济曾尝试定义：“中国人就是生活在、或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被称为中国本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且他们自己也承认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历史的形成有关”。这个定义有不小争议，依照此定义，藏人、维人等少数族群，恐怕都很难纳入“中国人”的范畴了。
王明珂关于“中国人”的论述晚出转精。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他试图由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在纸上画一个圆形，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
王氏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在历史上延续与变迁的人类生态体系，萌发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秦汉帝国则是其最早的具体政治化身。这个人类生态体系是不断变迁的，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体系边缘的人群不断渗透到体系之内，最终导致整个中国的疆域与人群概念不断变化，过去被视为蛮夷的区域为中国吸纳，其人群也成为中国的国族成员。
在边缘研究框架下，民族——王明珂更愿意使用的名词是族群——是人群主观认同的范畴，而非类似斯大林定义的特定语言、地域、经济与文化特征凝聚而成的综合体。构成认同的主要力量并非内部的文化一致性，而是来自华夏边缘的维系。
由于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距离，王明珂同样没能解决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阐发，或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因为民族的想象和个人无可选择的种种事物（如出生地、肤色、语言等）密不可分。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自我牺牲。这个论断相当精辟。从几年前的抵制家乐福，到最近的为国护盘，莫不充满自我牺牲的味道，虽然不无荒谬和滑稽。
安德森的著作富含创见，但也有缺陷，他将民族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完全忽略了国家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政治过程。
当代关于中国的历史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党国形塑的，通过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新闻出版、影视文艺、纪念日及仪式等，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在近代因为落后挨打又因为挨打而更落后，1949年共产党救了中国，如今正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历史让人们产生同胞情感，国家藉此动员人民效力乃至牺牲。人们沉浸在民族过去的荣耀中，对“现在”相对忽略或麻痹，因此失去反思及挑战体制的能力。当人们夸耀五千年中华文明灿烂、地大物博时，很可能会忽视眼前的苦难，不去探寻这些苦难的制度根源。即使人们眼中常含泪水，也对这片土地莫名其妙地爱得深沉。最近就有一个极端例子，成都一股民因股灾跳楼自杀，在跳楼前高呼“反对股市投机、支持北京冬奥、支持中国梦”等口号。
在国人现有的民族想象中，不少可能是经不住推敲的。比如负面价值的“汉奸”，比如正面价值的“大一统”。
批评政府者，如今常会被称作“西奴”、“美分党”。这些词是“汉奸”的当代变种。王柯曾考察“汉奸”的词语史。他发现，在清代以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意指背叛民族与国家利益的人的“汉奸”一词，因为“汉”还没有成为民族集团的名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王朝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异种意识，“汉”才成为民族集团的概念。在雍正等皇帝笔下，“汉奸”一词出现频率甚高，但只是指汉人中的坏人，并没有民族叛徒的意思。到鸦片战争以降，“汉奸”才变成民众抵抗外来侵略的符号，饱含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这些思想和情绪，其实有悖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王柯饶有意味地小结说：“近代以来汉奸一词在中国广泛流传，实质不过是在建设强大国家的幻想之中，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所进行的一种自虐型的削足适履而已。”
大一统是又一个民族想象的神话。在当代，大一统使中国人对来自政权上层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吆喝毫无保留地认同，也使“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有了肥沃的社会心理土壤。杨念群指出，大一统是凝聚中国人进行社会动员或民族主义抗议的最佳口号，这与西方国家民族动员的模式迥异。大一统确是节约统治成本的有效观念，但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族别的中国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个人精神自由与在公共空间表达情感与认识的自由，全在大一统观念的尺度衡量下扭曲萎缩了。
有意思的是，在可靠的中国历史叙事中，大一统未必是主流。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说，上古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一、二千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同时也存在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列为若干政权；其他自治政权始终存在。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仅八十一年。
即使是满清的短暂大一统时期，也有不少疑问。美国新清史学派就认为，满清并非“中国”，而是一个内亚帝国。和蒙古帝国时期类似，中国本部只是帝国统领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就连八十一年的大一统也被颠覆了。当然，新清史的观点并非定论，满清究竟是不是中国，人们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与喜好来判定。在我看来，新清史及其反对者的争论，早就不属于逻辑范畴，而是价值范畴。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可是，当代中国人究竟共享了哪些核心价值，尚无明确答案。正如王赓武发现的，今日中国人除了被20世纪的革命遗产所塑造，也被古老风俗的碎片所吸引，这些东西又以各种方式与自由多元文化及正在扩张的全球消费文化混合在一起。
近年，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断提出有关民族文化的观念，一会儿向儒家寻求资源，一会儿向佛教购买资产，试图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框架。与此同时，人们被告知，国家就是党，热爱与忠于国家就意味着热爱与忠于党。政党文化看上去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清醒的人只是佯装接受政党文化，而政党也佯装人们已经接受。
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雷南说，民族是共同拥有历史记忆、也因此希望共享现在与未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历史记忆也许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享的现在也许是黯淡的，我们希望共享的未来，则是扑朔迷离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不回到个体与自我的原点，中国人永远找不到自由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