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端传媒七周年“读端给你听”Podcast特别企划的第二集，邀请到本文作者、端的前总编吴婧读出有声档，也欢迎点击这里，选择你喜欢的播客平台收听，用另一种方式打开端。
发轫
“打死老虎有两种读法：打──死老虎，打死──老虎。”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川菜馆，王克勤将右拳攮在左手掌上，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陡地上斜。
六十年代生人王克勤是中国著名揭黑记者，1989年入行，从业二十多年。他揭过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也曝过山西疫苗乱象。仅2001年，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员因他笔下的报导锒铛入狱。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老虎”代指“贪官”。近两年，各家媒体的调查报导都大幅“缩水”，唯剩下对落马贪官的报导。在王克勤看来，这些报导不过是“家长布置的作业”──追随着中央的反腐动作，将拳头对准“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十年前做调查报导的好时光。2002年，他在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时报》任记者，月薪两千块，用半年时间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状况，写出三万多字的报导。报社为他腾出版面，全体编辑盯版，全体编委签字，出了事一起扛。“整个报纸一半是我的报导，（这）是什麽概念？”
那时新闻报导对现实的影响像刚出锅的炸物般乾脆。文章发出後，中央批示要改革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标准接轨丶建设一个更透明开放的社会成了时代主旋律。
“那个时候中国人有共识，应该做调查报导。”传媒学者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回忆说，200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播十周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丶分管宣传系统的李长春去视察，鼓励《焦点访谈》两天做一个调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个啊！”此前，李鹏丶朱熔基丶温家宝三任总理曾先後视察过《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并不以“调查报导”来形容自己，在官方媒体看来，这是西方新闻用词，而他们更常使用的说法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过影响决策层带来改变，但它折射出本世纪初，执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执政者有很强的动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体对地方上胡作非为的官员进行制衡。”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陆晖曾在《南方都市报》担任深度新闻部主任，在他看来，当时执政者对调查报导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市场化媒体的作用是“帮助党改善统治”。
这一定位构成了中国调查报导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1998年，出生於新闻世家的胡舒立在北京创办《财经》杂志。《财经》挖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肿瘤”，曝光那些导致“病变”的利益集团。2001年，《财经》发表《银广夏陷阱》，揭露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业绩造假，这类会影响到“金融稳定”的选题是中国媒体此前难以碰触的。报导发表后，银广夏被中国证监会摘牌。
这一年，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江创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每年一度，广邀海内外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探讨新闻舆论监督一年来的收获和亏欠。他坦言，举办研讨会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团队“揭黑报导”的影响。
2003年，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写了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故事。报导引发了全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在律师丶媒体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收到了“胡温新政”（即2003年胡锦涛丶温家宝上任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个“礼物”──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业界普遍认为，这篇报导开启了中国调查报导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王克勤以及报导“孙志刚”事件的南都记者陈峰，皆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记者风云榜”。八位获奖记者里，七个做调查报导。
黄金时代
南都隶属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称“南方报业”），“同门兄弟”有《南方周末》丶《21世纪经济报道》等。
扎根广州的南方报业属省级党委机关报，但党报的身份并没有绑住它市场化的脚步。相反，临近港台文化的传媒商业化经验，却为广州的媒体脱离单纯的宣传机构“喉舌”定位注入新动力。
“当年广东有一个相对开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员群体，这些官员的意识走在中国官场的最前面。”陆晖说，他曾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官员聊天，对方的开明令他惊诧。
与此同时，在很多南方报人眼中，南方报业的成功也与范以锦丶江艺平等一批开明丶有担当的领导层有很大关系。“报社集团想把南都做成一个有独立立场丶媒体节操和好的市场反响的报纸。”陆晖说。
在这些人撑起的大伞下，聚集起一群并持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年轻人，心是热的，眼是阔的。
有人从香港带回“政治禁书”——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编辑部内部论坛里吆喝着“谁要复印请登记”。凌晨1点多下了夜班，十来个人聚集在报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馆里吃宵夜，聊版面丶聊选题，聊《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直到天明。
2005年，23岁的年轻记者龙志从湖南的一家地方报纸辗转加入南都。他记得每周二，分管深度新闻的陆晖会把《华尔街日报》优秀报导和普利策获奖作品列印出来，发给记者一起讨论学习。
陆晖对调查报导的文本有着极高要求。2007年，龙志写一篇关於无锡太湖水污染的报导。第一稿七千字，陆晖说写得太枯燥。龙志重写了第二稿，还是七千字，陆晖说写得太花哨。龙志於是将那年代流行的社交媒体MSN签名档改成“一稿枯燥，二稿花哨”。
多年以後，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忆起在南都做调查报导的日子，都会用到“纯粹”这个字眼。陆晖记得，当时的深度新闻部被其他部门称为“仙境”，年轻记者们都渴盼登上通往仙境的云梯。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调查报导为荣，以采访猛料为荣。”2002年，23岁的左志坚加入《21世纪经济报导》。办公室买了两张床，记者们经常通宵赶稿，累了就睡在办公室。“工作很容易让人上瘾，跟吸毒一样。”
左志坚至今记得，自己2002年见习期间在《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的报导《李嘉诚上海码头危机》，揭开和黄集团同上海港的“恩怨”。文字的影响力是那麽真切，一千多字印出来，和黄股票跌到当年最低值。不少人打电话到报社，抱怨买不到当天报纸。第二天，香港《信报》于头版转载了全文。
“那个时代一稿成名。”2007年，24岁的记者庞皎明在《中国经济时报》报导高铁使用假粉煤事件一举成名。一篇有影响力的报导，就会令各种爆料和线索随之而来。有人通过朋友找上门，有人直接拜访报社，还有人将线索和期待放进牛皮纸袋子寄给他。
4年後，庞皎明於2011年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的《邵氏弃儿》亦来自一个线人的爆料。报道揭露了湖南邵阳的计划生育部门为了收取罚款，将超生丶非婚生或收养的婴幼儿从父母身边夺走，强行送入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与人贩子勾结，把孩子送入涉外收养管道，从中牟利。
“这里没有爆料者的利益，报导出来也不会提他的名字。”庞皎明解释“爆料者”的心态：“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盖了，我有种冲动把盖子揭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2003年左右也是中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时期。不仅仅有南都曝光孙志刚案，实质性推动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还有席卷全国的SARS公共危机，政府层面也公开承认要尊重公众知情权。“民众对於媒体的公器作用开始有巨大期待”，胡泳说，人们希望媒体不再仅是官方的喉舌，也能为民众发声。
传统媒体也浸泡在市场的甜蜜期中。那时南方都市报每一天的发行量有141万份以上，仅2003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就有5.1亿元。
“调查报导虽然不是直接带来发行量，但它树立的品格或品牌是可以转换成广告的。”陆晖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报纸对此都有共识。
报社对调查报导的支持可以从采访经费上窥见一斑。2005年，刚加入南都的龙志按以前地方报的规格坐火车去采访，陆晖打来电话：“怎麽不坐飞机去！”
在陆晖看来，当时的记者不论是物质收入还是精神地位都位於社会的高层次。据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闻部工作的记者回忆，2004年他以应届生身份入职，一个月能拿到8000到10000多元人民币，当时广州市的人均工资为2585元人民币。
江湖
自然，这段“黄金时代”并非一直“和风细雨”。
2004年，孙志刚案的报导令广东本地政法系统受到冲击，其报复性的举措，令南都总经理喻华峰丶总编程益中因所谓“经济作风问题”相继入狱，喻华峰甚至因此坐监四年。
翌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分别下发了《关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正式封杀“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
禁止异地监督──即禁止一个省份的记者去另一个省份做负面报导，这是中国调查报导近年来遭遇的第一场霜降，它释放出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揭黑式调查报导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罗昌平先後在《新京报》丶《财经》任职，做过多起政经丶财经领域的重磅调查。回想起一开始在《新京报》做报导，罗昌平说，那时“根本不考虑禁令”。但“禁止异地监督”之後，他记得，新闻禁令出得越来越快。
就像一辆挂上档开跑的汽车，一脚刹车并不能完全抵消其惯性，这场霜降也没能冻住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调查报导。互联网加入了舆论变局。
在初生的网络世界里，新闻的传播难以遏制，各大论坛和知名博客不但成为爆料的集散地，亦为区域性话题发酵成全国议题提供了平台。
各个报社的调查记者们藉助互联网联结在了一起。中国幅员辽阔，地方报纸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反而，当重大新闻发生时，全国各地的记者聚拢在事发地，他们乔装打扮丶里应外合，突破地方政府尚不严密的媒体防御网，并迅速共用线索丶聚合资源。
“我们共同的对手不是彼此，而是监管部门。”陆晖说。
2005年，时任《凤凰周刊》记者的邓飞组建了一个调查记者QQ群，取名“小刀”。小刀群很快达到了200名的人员上限，邓飞又申请了一个可容纳500位调查记者的超级QQ群，取名“蓝衣”。不久，“蓝衣”也满员。
在“蓝衣”群里，各类饱满多汁的料随着QQ头像的闪动在萤幕上爆开。“有人在群里吆喝一声：兄弟们，哪儿哪儿出事了！全国各地的记者就都跑过去了。”龙志记得，2007年湖南凤凰县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桥突然倒塌（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後被认定为“责任事故”），当地的记者立刻在QQ群里放料，事故现场随即被闻讯赶来的各地记者占领了。
圈子里衍生出一条默认的“行规”：A省记者爆料丶B省记者接手，市县级报纸难以吃下的题材让给胃口更大丶腰杆更硬的省级或全国性刊物，比如《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甚至给友好的境外媒体同行。
“那个时候署名没那麽重要。”时任《财经》记者的欧阳洪亮说，“大家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把事情发出来。”
蓝衣群孵化出一个臆想和现实交织的江湖。在那个江湖里，调查记者以兄弟相称，他们互通有无丶行动一致，希望用自己的报导行侠仗义。“走到哪里都有兄弟。”时任南都深度新闻部记者的庞皎明记得，他每去一个地方，当地的记者朋友都会帮忙找线索丶安排车丶请吃饭。
江湖也有“文人相轻”：六零年代生的王克勤被诟病为学养不深的草莽型记者；南方报业的报导被批评空有情怀；《财经》的稿子则被指为像图书目录一样乾巴巴。记者们一边惺惺相惜，一边相互嫌弃。这种相爱相杀折射出一个行业的生机勃勃，它释放的巨大能量也令当局惊惧。
2007和2008年，调查报导在这片大陆的多个角落扎根丶开花。除了《新京报》和南方报业这些资深“捣乱者”，全国性媒体《中国青年报》丶《财经》丶《凤凰周刊》也是调查报导主力，还有《东方早报》揭露三鹿毒奶粉的报导丶成都传媒集团《新生代调查》报导“蚁力神”非法集资事件丶河南电视台报导山西黑砖窑案等等。
“调查记者都拿着矛，把政府给包围了。”王克勤说，“政府说，这还得了！”
变天
2008年，多事之秋。
先是开年南方雪灾。三月西藏拉萨街头骚乱，以及四月北京奥运年在各地火炬传递风波，年轻人“反CNN”偏见报导的爱国热情高涨。
这也是媒体人陆晖眼中“变天”的日子。当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波及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千米，近七万人因此丧命。
尽管地震初期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但不到两周後，情形急转直下。救灾第一阶段结束，众多媒体将报导重点转向地震灾区的“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难学生家长们要求政府给说法。驻扎在震区的陆晖一天内接到上级的三个电话。第一个说，不要做负面报导，第二个说不要做报导，第三个要求记者悉数撤回。
“拔出萝卜带出泥。”香港资深电视新闻记者赵永和（化名）报导内地新闻逾十年。在他看来，很多突发事件一开始都能报导，但随着媒体越聚越多丶报导越来越深，碰触到新闻现象背後的权力丶利益链条时，地方政府就会伸出手将拔出一半的萝卜按下去，以防带出“泥”来。
更大的历史背景是这十几年来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的日益尖锐丶频繁，以及民间维权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丶越来越猛的维稳体制。“从1998年画一个很长的线来看，政治丶法制都处於恶化状态。”胡泳认为，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闻必然难逃惨淡的命运。
而在北京奥运的“举国盛典”氛围中，多年来坚持市场经济丶法治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的媒体人，也发现自己与当下的“爱国主义”格格不入。网络上的“五毛”开始攻击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在陆晖看来，当局对市场化媒体的定性也改变了，这种改变宣判了南方报业的悲剧命运：“以前是小骂大帮忙的党媒，现在是颠覆党的敌人。”
一家媒体的兴衰依附在当政者对其的定性上，这也恰是中国传媒的悲哀和掣肘。绝大多数敢做调查报导并做出一点成绩的媒体，背後都有政府的势力站台。於是，当背後的势力决意离开时，媒体总是难逃被抽去筋骨的命运。
2008年12月，以开明丶有担当着称的江艺平被调离南都总编辑岗位。有见识丶有胆魄的管理层被更懂得顺应时世的人逐步取代，小环境急剧恶化。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记者至今记得南都某位主编在会上讲的话：“政府做得好，我们为什麽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表扬？”
选题的分量开始滑坡。“我们以前做贪官报导，部长也能做，後来部一级的都不能做了，人事任免丶异地监督也不能做了。”左志坚说。
背靠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丶由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担任社长的《财经》，空间也遭到压缩。“很多稿子都要磨。”2009年，罗昌平在《财经》做副主编。他揣测着“上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无奈修改被毙掉的稿子。“大环境绷得非常紧，不是你通过努力丶技巧能破解的。”
在陆晖看来，2008年是彻底上冻的一年，之後虽然也有不少优秀的调查报导发表，“但那都只是余波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