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拆去大台的“诸众”能主导社运吗?──读《帝国》作者新书Assembly
作为当代社运最具影响力的观察者、记录者与理论提炼者,哈特与奈格里的这本新书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著作蕴含着哪些富有启示的洞见,同时又暴露出怎样的缺失?
作为当代社运最具影响力的观察者、记录者与理论提炼者,哈特与奈格里的这本新书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著作蕴含着哪些富有启示的洞见,同时又暴露出怎样的缺失?
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再出发。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些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制约下,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所谓“绝望政治”,就是在绝望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怎样作政治实践。因为希望本身和政治行动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我们去参与政治、投票、参选,总是希望行动会带来改变,但如果我们明知没有希望,甚至绝望,又有什么可以驱使我们去行动呢?
如果当前的政治极化难以缓和甚至不断恶化,有可能突破现存政体能够吸收和容纳的有效范围,那么“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修辞。就此而言,政治极化是西方政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我对从学术上指出中国施派的各种误读和滥用已经不抱任何激情,因为正如我在《施派的危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限度》一文中说到,中国施派是一群不惜扭曲一切学术理论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纵横家”。
因为社交媒体宣传行动的成本很低,一些论者批评这种行动为懒人行动主义。批评者担心人们会以这种足不出户就能做到的行动取代更具体的行动。
既不是1930年代的德国,也不是1980年代的苏联,中国给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国家带来了新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不同于民主制度、也不同于一般威权制度的独特统治术:创立正式制度,然后操控它,透过改变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来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么?如果说,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创造就业”,那么面对21世纪的未来,尤其在先进国家,主要任务可能变成“维持低就业”。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