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余杰:谁,又能免于江绪林的绝望?
江绪林不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为在精神上走到绝望的尽头。江绪林最后读的一本书,是桑德尔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种左派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价值观,并不能给江绪林以慰藉和满足。
江绪林不是因为经济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为在精神上走到绝望的尽头。江绪林最后读的一本书,是桑德尔写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种左派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价值观,并不能给江绪林以慰藉和满足。
香港政府的新界政策和乡议局在1950年代曾发生巨变,在此之后,无论在政府抑或在乡议局,“保存新界传统风俗”已名存实亡,剩下的便只有在“传统”名义下进行的土地发展利益分配。
中央政府应否南迁?几位民进党政治人物提到“区域平衡”,但却从未清楚厘清:怎么定义和衡量区域平衡?如果没有一个操作型定义,怎么去谈国土规划或整体区域规划?
有意见领袖认为,殖民地政府在两次暴乱后全力推行社会改革,回应社会诉求,特区政府必须以此为鉴。借古鉴今固然是好事,不过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
右翼本土其实是揉合了反对阵营两大力量的元素:恐共恐中的意识(泛民),和强调破旧立新的形态(近年的青年社运)。这是为何泛民和泛社运界,无法有效回击右翼本土的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