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香港政商系谱的嬗变──从寻租和利益最大化,到政治“义务”的展现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1941年7月,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犹太人在被各种谋杀之后,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烧死在一个谷仓里,仅七名犹太人幸存。原因之一,是对憎恨的制度化。
在否定与谴责了北京的粗暴之后,我们还须认识到:对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来说,“外来低端人口”问题根本上还是是否认同本土主义的问题。
香港“栏后”吕丽瑶公开表示,自己在14、15岁时遭前任教练性侵。正当舆论看似迅速站边,一面倒支持吕丽瑶之时,网络上很快又出现相反的声音——不少网民开始批评她不愿报警的做法,认为此举对怀疑施害者不公。
台湾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大动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给一例一休规定的加班费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劳基法》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劳动权益的高涨而真正执行。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中国单方面逐步将台湾人,等同于本国公民对待,趋势是明显的;但同时,这正是因为原本的状态,较接近于等同外国人的对待,即使名义上不方便讲明。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来, 由最高长官意志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容积上限。自此,清理“多余人口”就成为北京市先后两届政府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