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项飙:正规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会关系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边缘人群。但是切除的运动,强化了边缘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们生活在一种时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彻底放弃平等融入机会的状态中。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1941年7月,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上的一半人口──1600名犹太人在被各种谋杀之后,剩下的全部被活活烧死在一个谷仓里,仅七名犹太人幸存。原因之一,是对憎恨的制度化。
在否定与谴责了北京的粗暴之后,我们还须认识到:对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来说,“外来低端人口”问题根本上还是是否认同本土主义的问题。
香港“栏后”吕丽瑶公开表示,自己在14、15岁时遭前任教练性侵。正当舆论看似迅速站边,一面倒支持吕丽瑶之时,网络上很快又出现相反的声音——不少网民开始批评她不愿报警的做法,认为此举对怀疑施害者不公。
台湾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大动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给一例一休规定的加班费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劳基法》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劳动权益的高涨而真正执行。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