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黎蜗藤:北京粗暴清理“低端人口”背后,更复杂的本土主义视角
在否定与谴责了北京的粗暴之后,我们还须认识到:对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来说,“外来低端人口”问题根本上还是是否认同本土主义的问题。
在否定与谴责了北京的粗暴之后,我们还须认识到:对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来说,“外来低端人口”问题根本上还是是否认同本土主义的问题。
香港“栏后”吕丽瑶公开表示,自己在14、15岁时遭前任教练性侵。正当舆论看似迅速站边,一面倒支持吕丽瑶之时,网络上很快又出现相反的声音——不少网民开始批评她不愿报警的做法,认为此举对怀疑施害者不公。
台湾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大动作,主要的原因除了不想给一例一休规定的加班费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劳基法》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劳动权益的高涨而真正执行。
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在面临虐童事件时,自然地想到将监控继续到底,从法律上对托儿所、幼儿园都建立完备的监控摄像体系,从而试图通过这种古老的规训方式来防止老师和保育人员作恶。
中国单方面逐步将台湾人,等同于本国公民对待,趋势是明显的;但同时,这正是因为原本的状态,较接近于等同外国人的对待,即使名义上不方便讲明。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来, 由最高长官意志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容积上限。自此,清理“多余人口”就成为北京市先后两届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俄罗斯,政治竞争非但无法消除裙带资本主义,反而让裙带资本主义消灭了地方选举制度;只有像普京这样老练的政客才知道,人民对政治肮脏的普遍厌恶,正是铺向威权统治的红毯。
“《熔炉》如果不经《聚焦》,并令《聚焦》的结果得到制度性的结果,那不仅会让更多《熔炉》隐藏,那往后人们很容易出于自保心理陷于对从业者的无尽怀疑。”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