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中国计划在2020年全面实施名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系统,每一个公民、企业甚至政府机关须获得社会信用评分,用以评定各类型有关信任和忠实程度,评分可用来决定接受某些服务和享有权力的机会。
80后的辽宁男生在台湾做了四年陆生,毕业返陆后再来台“经商”,就卷入国家安全案件,成了被捕入狱的“共谍”。这是证据确凿的司法审判,还是政治事件?台湾前情报军官、国安专家意见不一。记者五度探访周泓旭本人,同时访谈律师、调查局、外交部,试图还原新“保密防谍”时代的一角。
在党权、斗争等方面,十九大报告的“毛式话语”力度不降反升,或许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集一党之权、举国之力,统一意志和步伐,压制异见,清除路障,高效建设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