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有来北京不到五年，搬了八次家，都是因为租住的房屋要拆。这一回更「要命」，房东给了期限：三天内必须搬走。汪成有跑断了腿，终于在离家不远的公寓里租到一间房——也是暂时落脚，因为新租的房明年开春儿也得拆。 自从11月18日那场火灾之后，北京展开为期40天的清理行动，四、五环内外的出租公寓几乎无一幸免，寄居在这些公寓里的所谓「低端人口」被要求在三天内搬离。 汪成有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12月1日，我们在北京东五环的一处公寓遇到了正在搬家的汪成有和太太李京。这是公寓限定搬离的最后一天。 汪成有生于1969年，湖北人，几年前来北京打工，在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做快递员，月入5、6千。太太李京是北京人，今年35岁，
既不是1930年代的德国，也不是1980年代的苏联，中国给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国家带来了新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不同于民主制度、也不同于一般威权制度的独特统治术：创立正式制度，然后操控它，透过改变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除非再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而再次吸引眼球，“北京切除”作为2017年的一桩公共事件已经接近尾声。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关于“北京切除”，我们的讨论是否到位了？
北京“清理行动”的起点真是那场大火吗？被清理的人们何去何从？一个切除了“低端”的城市会怎样发展？北京正在经历的一切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其他城市？“切除”之后，我们为你梳理乱象背后的逻辑。
32岁的他，已经为坐牢做了很久的准备。几年来，他将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每天保持锻炼，疏远亲戚朋友。为了不让抗争者成为孤岛而努力救援的他，将自己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
从缅甸瓦城到中国的公路总长450公里，是两国最重要的经贸之路，也成了红木走私主干道。在这里，缅甸林务局的游击队拦不住中国进口，也挡不住本地犯罪。红木不断流出，原生林濒临绝迹。
《中国人对香港的“集体回忆”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后，引来不少正反两面的意见。不过，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及，任何国族史均有偏颇和主观之处，因此无论是中共式的国族主义论述，还是“大香港”式的历史论述，都是笔者批判的对象……
一方面，执政者假设驱逐后基础服务业等业态缺口，只要略微佐以政策引导，自然会由“低端本地人口”填补上去；另一方面，随着习时代的来临，最高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与审美品味成为了官场唯一可靠的行动指南。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边缘人群。但是切除的运动，强化了边缘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们生活在一种时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彻底放弃平等融入机会的状态中。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