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许宝强:漫长六月后——守住战果,开拓想像,勇毅爬山,柔韧如水
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展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徬徨。
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展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徬徨。
有人把一只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簷下,他背靠的纸板上写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
“他们的行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这不一定是错的。耶稣洁净圣殿,他也在当时的圣殿里捣乱,但大家会说,当时环境不公义,要体谅耶稣。”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绪,但都同样希望去告诉社会:到底什么是暴力?为什么他们要冲击?他们不可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中改写了自身的历史。然而,改写历史者的脸庞,究竟是什么模样?一群由台湾自费飞往香港访谈的青年,试图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今日(7/1)是香港主权移交二十二周年,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依例举行七一游行,今年适逢反《逃犯条例》示威,情势格外紧张。自凌晨四点开始,便有群众于湾仔金紫荆广场预备向升旗典礼抗议;下午一时,开始有群众以器械冲击立法会玻璃门,警方则喷射胡椒喷雾阻止,但在下午四时左右,玻璃门仍有一半已几近破碎。同时,民阵游行出发,改以遮打道为今年游行终点。沿路有不少市民脱队前往声援立法会行动。 下午一时许,有示威者趁警力大量在立法会戒备之际,拆下金紫荆广场的中国国旗、升上黑色区旗,并将一旁的香港区旗降半旗,向三位在示威期间自尽的运动者致哀。国旗与黑旗随后旋即被取下,政府于下午五时发布消息表示,“由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旗杆及旗台,需要进行维修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