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长，烟雾、泪水和口号声中，与世界各地抗争运动相似，涂鸦也出现在现场及现场背后的各个角落。首个引我注意的“反修例”涂鸦，是6月21日示威者围堵警察总部时出现的“唔好搞我后面”——这个直接在警总出现的刑事毁坏行动，仿佛预示了整场抗争的局势将朝更基进的方向发展。 而后被世界瞩目的，则是示威者于7月1日攻下立法会后所做的涂鸦。他们在攻下的建筑里撑著伞，保护涂鸦者的真实形象与身份，他们把区旗涂黑、把建制派议员的相片涂黑、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剩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写上“释放义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这些建筑内部的涂鸦被大量拍摄、上传、发表，
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展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徬徨。
有人把一只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簷下，他背靠的纸板上写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
“他们的行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这不一定是错的。耶稣洁净圣殿，他也在当时的圣殿里捣乱，但大家会说，当时环境不公义，要体谅耶稣。”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绪，但都同样希望去告诉社会：到底什么是暴力？为什么他们要冲击？他们不可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中改写了自身的历史。然而，改写历史者的脸庞，究竟是什么模样？一群由台湾自费飞往香港访谈的青年，试图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