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四):“伞落社区”,民主的后方还是前线?
如果“社区工作”无法配合选举工程或进入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进一步说,“社区工作”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如何?衡量“社区工作”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伞后若要重新思考基层如何发轫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社区工作”无法配合选举工程或进入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进一步说,“社区工作”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如何?衡量“社区工作”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伞后若要重新思考基层如何发轫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时间不够,人不够,支援不够,香港公民科技起步缓慢,困难重重。但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做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项目,成为一个“nobody”的参与者。
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伤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体量刑决定时必须纳入考虑的事项。然而,即使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的不便,达到“过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于良好犯案动机的减刑理由失去效力。
对左翼本土论述来说,若期冀泛民能拥抱本土,除了认同劳苦大众为“受压迫的祖先”,亦需要积极反思,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否需要重写,甚至放弃“香港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已经陈旧的神话。
如控辩双方最终选择就刑期上诉,法庭如何平衡示威者的基本权利和执政者维持公共秩序的公权力,将会是香港法治以至民主运动的重要分水岭。
法庭上,不同于他们的代表律师,九名被告没有表露“求情”姿态。朱耀明、张秀贤、钟耀华及李永达均要求在犯人栏亲自以粤语读出自撰的陈情书。其中,75岁朱耀明牧师和26岁钟耀华的陈情,将公众的情绪推向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