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王菁:从新西兰惨案到斯里兰卡爆炸,中国的仇穆情绪从何而来?
中国人是否患上了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源于西方语境的“伊斯兰恐惧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国语境下也能适用?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国发生的新现象,还是中国历史累积下来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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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否患上了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源于西方语境的“伊斯兰恐惧症”是否在如今的中国语境下也能适用?这究竟是全球化情境在中国发生的新现象,还是中国历史累积下来的问题在新时代的变体?
我们知道中国有统一台湾的意图,也看到了这些信息很可能遭到操作的痕迹,以及部份亲中媒体正在进行的信息轰炸。根据这些症状背后因素的交叉比对,我们可以说,台湾目前面临的中国攻击,跟乌克兰所面对的俄罗斯攻击,有非常多雷同的状况。
“我想我们没法说,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后一艘’。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们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疯狂,以及逃离未知、动荡甚至是灾难的迫切感。”
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伤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体量刑决定时必须纳入考虑的事项。然而,即使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的不便,达到“过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于良好犯案动机的减刑理由失去效力。
近年香港政府强力围封天桥,驱赶街头露宿者,令大量无家可归的街友只能转去麦当劳、网吧、机场等场地借宿,他们不是大众在街头一眼认出的露宿者,却成为城市中流离浪荡、无家可归的隐蔽人士。
对左翼本土论述来说,若期冀泛民能拥抱本土,除了认同劳苦大众为“受压迫的祖先”,亦需要积极反思,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否需要重写,甚至放弃“香港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已经陈旧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