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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高级监制薛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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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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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档案、撤罪名、复名誉：促转会成立一年，走了多少步？
“以台湾转型正义的前阶段来说，也许要推进到目标需要一百步，现在只能推进两步，但这两步都得用尽力气、都有意义。就像小孩学走路，他非常奋力站起来、用力迈开脚，走两步就跌倒，我们不会耻笑他说：‘为什么这么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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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去国三十载，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与流亡何异？——张伦专访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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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高霈宁：自由主义的黄昏——从美国反堕胎法案到文明冲突论
尽管保守主义正在不断向现有的自由主义秩序发起挑战，但是连保守主义本身也是自由主义的产物。所以，毋宁说是自由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