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K在一间金融机构工作，恒常加班令他身心俱疲，裁员压力更导致人心惶惶。透过社交平台的演算法推送，他接触到愈来愈多关于职场倦怠与成人ADHD的内容，开始怀疑自己也有类似症状。适逢公司推行企业员工健康计划，他订下健身目标、制定营养餐单；心理咨询环节评估出他有焦虑抑郁倾向，建议他尽早求医。私家医生为他处方血清素调节剂和兴奋剂，转了几款药后K的情绪似乎比以往平稳，但碍于高昂药费，医生最终将他转介至政府门诊服务跟进。

K的遭遇是不少打工族的写照，同时也是“精神病化”的一个典型切面。

生活于香港，很难再把“精神健康”视为一个边缘议题。2025年香港有八百多宗自杀个案，年轻人自杀和企图自杀个案在15至24岁群组中持续偏高，并逼近2020与2023年的高峰。香港心理卫生会与中文大学社工学系发表的“全港抑郁指数调查2025”显示，香港市民的平均抑郁分数达7.27分、焦虑5.9分，双双创下历年新高，当中需要专业治疗的中重度抑郁及焦虑群组比例，较2020年上升逾五成；Z世代的困扰尤为严重，约四成受访青年呈现中度至重度抑郁。

香港近年的精神健康政策背后，其实有一条相对清晰的治理脉络：政府正尝试用“分层护理”的模式：由学校与社区的普及推广、到地区中心与基层医疗处理一般情绪困扰，再到医管局的精神科专科服务，形成一条逐级递进的梯子。“精神健康检讨委员会”在2017年发表报告，建议成立常设的“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成为香港精神健康政策跨局、跨界别协调的“中枢”，负责持续检视服务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