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悼念现场，每年的“找不同”

去年六四，铜锣湾下了一场雨。前去维园采访的记者在树下与市民一同避雨，公园的黄灯映照出空中不断打落的水滴，每滴水在速度中线条凌乱。这样的一场雨，改变了一些既有的布局：人的动线，树的摆动。

今年的铜锣湾闷热无雨。没有风雨的打扰，布局已定，但细微的变化仍在发生。

变化是以年计，甚至以十年、百年计的事。但仅一年的时间，我们能看见下雨与否之外的不同——尽管幽微，仍值得记录。在这篇影像故事里，几位记者交出他们的现场观察。

“软性”限制

撰文：陈书韵

6月4日晚上，天气翳焗，无风无雨。维园足球场没有烛光晚会，防暴警察与蓝帽子看起来比去年减少，但铜锣湾每个商场出入口也有两三个便衣警站岗。

一个三月完成淋巴癌化疗的老伯伯，与另一个四月割掉肾脏的社运老将，在铜锣湾商场出入口拍照留念。与此同时，9名便衣警员站在对面街盯著两老，大陆游客站在同一条记利佐治街举起右手，模仿着港产片中的黑社会古惑仔拍照。

你可以坐在维园的长椅上，但“游人”拥著一式一样的巨大熊玩偶霸占座椅，地上还有一大袋全新的毛公仔。你仍然可以一个人坐在维园喝1664的啤酒画画，只是你身旁可能会有4名便衣警员坐在你的身旁，远方穿着“security”上衣的保安会拍下照片，然后向上级汇报。

视觉上，维园的橙色封锁线好像减少了，但橙带化成无形的、细致的、更无孔不入的形态。那是长椅上的熊公仔，那是便衣手上、地下同款的手摇饮品，那是你身旁的某个人对电话说：“跟着那两个人。”

被围封的喷水池旁的大电视，播放著的杰出公务员短片，家乡嘉年华舞台播放着《喜欢你》。那是歌手邓紫棋改编Beyond的2025年版本：“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曾经在场的意义

撰文：柏言

这几年要记住的数字变多了。例如以2026年为时间刻度，八九六四还是8964，是第37年；没有维园集会的年份，是第7年；集会空间被家乡市集占据的年份，是第4年。每每到了六月，这些数字就自动从脑子里冒出来，漂浮著，像梳打水里的气跑，奔涌而来，又消散而去。

在失去合法悼念集会的七年内，整个社会一直处于某种transition的状态，或者应该说是全方面的transition。法律加码，公民社会萎缩，社运创伤后遗，种种因素叠加起来，让原本看似坚固的运作方式片刻倾倒。

在记忆里，七年前的那些时候，在那些天色未暗的傍晚，铜锣湾前往维园的路口和街道就已经人潮涌涌。旧有秩序打碎后，一些新的景象搭建了起来。例如，某一个被视为通往维园的主流路径的路口（东角道），大家心里有一个默契，在六四当日，一定会聚集大班穿制服的警察、不穿制服的便衣警察和记者。有时候警察加记者的人数甚至多过普通市民。

这个感觉在今年尤甚，整体人流并不多，这也显得专门摆在路面上用来管制人流的障碍物很是突兀，配合在旁不断循环的广播“铜锣湾人流挤迫⋯⋯”，显得更是怪异和孤单。

维园不再是六四悼念的空间。近年维园被填塞了很多政治任务。几位没有体验过合法集会的人，维园一带给他们留下的记忆刻度是与警察打交道。其中一类，是在维园的长椅上静坐时，被警察送到接近维园出口的位置。今年，站在当年被送走的位置，TA停下了步伐，前方一侧是数十名中老年人，排队等候坐上旅游大巴，另一侧是家乡市集的入口，被数排铁马装扮著。

记忆碎片在脑内闪回。有时候，我会想起限聚令在生效的那年，人们还能在维园的足球场上聚集，没有大台和组织，市民的自发性显得尤为珍贵。有时候，我会想起维园偏偏在六四前夕进入维修状态的那年。在六四零点过后，工人把铁马撤走，足球场“恢复正常”，人们得以进入。在黑漆漆的夜晚，零星几人坐在空荡荡的球场上聊天。

六四这天的时空总像是被扭曲了似的，每年都像在参与“找不同”的游戏。比如，去年维园门口的喷水池还没被限制，今年喷水池被锃亮的铁马围住。比如，先前会有市民坐著悼念的维园长椅上，今年一早就被一些人占据，附近似乎还有人监视著。参与悼念的人心知肚明，阻止悼念的人也心知肚明。

在心知肚明的疲惫中，总有一些令人精神的片刻。进入市集后，另一位也曾在某年六四和警察打交道的市民问，以前的六四集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大台是面对这个方向？TA的眼睛亮晶晶，似乎可以穿透历史。

我不知道如何与这位市民解释，喧嚣和寂静同时在我心中搏斗。我觉得窒息，但感谢TA的提问，让我觉得曾经的在场并非没有意义。

诚实地天真

撰文：石菖蒲

回想起来，我每年都会做六四专题，不过去维园采访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所以到了现场总是最朴素地回到一个普通市民的身分。那也是最初的身分，两袖空空，只一颗蜡烛，安静悼念。

一切还正常时，六四的新闻节奏是从415开始的，那是胡耀邦的忌辰。所以到64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发稿的尾声，该发的预发的都在公司后台了，我可以只是渡过那个时刻而已。同事们还在香港时，到了点就一起去维园，不用刻意约，结束后再一起去散步、吃糖水，最后回家，其实是难得的集体生活。

后来我总是一个人去，因为维园已经成了新闻“战场”，同事也少了一些，每个人都有非常紧急的现场任务。刚开始的两年，行政权、警权的每分每毫“过界”，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哪个方向被封起来了，哪个方向有比较多蜡烛，哪条路上有人在做些什么特别的动作，哪个路口有军装或防暴，大家都会在即时现场群组中报消息。

我虽然不肩负现场，但也会报告自己看到的。然后我一圈一圈地走，那时也还有很多公众，我身处其中并不觉得危险。而且总会碰到认识的人，是行家就交换一下消息，有什么声响就立刻say bye，是朋友就一起陪伴著走一段，有时人越走越多，有时换换人。步行范围是整个铜锣湾，可以走上一万多步。

后来步行路径缩小，就算是绕著维园一圈一圈地走，我也感受到警察和便衣警员的压迫感。有一年我看到落单的人也会被截停看身分证，情侣也会，两三个朋友一起走的也会，黑衣当然。还有一年我和行家们一起站在记利佐治街，那年经常有人做行为艺术，然后被警察带上车。那年从早到晚都有事情在发生，艺术家做些举动、警察来把人带走、传媒拍照问名字，后来竟有些制式了。

起初恐惧的体感是存在的，现在更多是在踏入那个地区前，深呼吸几口就好。家乡市集丧事变喜事，在市集外气压低、紧张，市集内就要被迫与场内热闹情绪共存。不可能融进去。

人是可以从自己的小剧场中解放的，人的勇气是超出自己认知的，人是可以冷静应对突变的，人是在的。到现在，我们行家之间也不再问“今晚出不出”、“出来是工作吗”之类的问题。因为一定会见到大家，市民已经在变少，行家也在变少。

今年警方的策略似乎有些变化，他们有意让行为艺术现身，至少都开了个头再带走，今年也没有人被起诉，最显眼的变化是多了凳子战术。便衣和大熊公仔三三两两坐满维园长凳，夹著在默默纪念的市民。许多人暗暗猜测大熊公仔也是占座党。和人在乌克兰的朋友分享，她传来一张照片，乌克兰人献花纪念战争中死去的小朋友时，也献很多毛公仔。

我今年带了一本小丸子作者樱桃子写的自传式散文，觉得今年尤其符合这个气氛。小丸子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诚实，诚实地傻气，诚实地天真，诚实地嫌弃，诚实地平凡。这时代许多人成不了小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