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深圳發生一起女性劝烟者遭遇当地警方“裸检”的事件，一名女性在公共场合以浇灭烟头的方式劝烟，与吸烟男性发生争执。这位女性报案到警方后，却被警方要求脱光所有衣服接受裸体检查，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不少意见也认为警方举动属于不合规，亦有接受过类似检查的女性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类似经验。“男权”与“警权”双重夹击，引发大范围的愤怒与抨击。

毋庸置疑，若情况属实，这起风波是警方针对女性的暴力执法，但女性劝烟与男性发生争执的问题，在中国并非首次发生。几年前的肖美丽事件，发展到严重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冲突，仍然历历在目。也有一些被普遍接纳的观点认为，女性是男性吸烟的受害者。

然而，劝烟、吸烟本身是相对中性的行动，但眼下性别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禁烟诉求的发展、个体劝烟行动的展开、劝烟冲突的发生、禁烟和劝烟讨论中的话语模式，都以当下的性别权力结构作为基本的框架。

在深圳劝烟者小姬之前，在餐厅制止食客吸烟的演员徐娇、女权行动者肖美丽都有相似的遭遇。女性采取主动行动推动禁烟、过程中遭遇谩骂和暴力、公权力的介入不足或针对劝烟女性滥用权力进而制造二次伤害，这类事件的反复发生既不是偶然，也无法单纯用女性更容易成为烟草消费受害者、或女性更厌恶吸烟的逻辑来解释。那么，性别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