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叙述中，近代伊始，欧洲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径一直遵循这样一条因果线索：“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 makes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数百年持续不断的纷乱战火，迫使欧洲的统治精英在生存压力和权力野心的双重催逼下发展出现代军队、现代财政、现代科层官僚制等机构，以期对外击败各式各样的敌人，对内压服大大小小的自治权力中心。实现对领土疆域完整控制的现代主权国家由此诞生，其绝对君主制的治理架构随后亦被民主制、自由经济和福利国家的“三位一体”所取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由此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成为非欧洲族群生存和发展的样板。而反过来讲，这理当意味着21世纪的欧洲早已走出了这段历史。
但沉重的历史拒绝轻易退场。2024年11月19日，当欧洲各国领导人标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进入第1000天，俄军于当日再度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空袭之际，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依然是当代世界最坚硬的权力要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战式（war of attrition）的大规模陆地常规战争，连带其所有的血腥、残酷和苦难，依然可以卷土重来；欧洲人珍视的所有和平、自由与繁荣，依然可能在一个独裁者的帝国执念与一个国家的法西斯式狂热面前轰然倒塌——而大洋彼岸的强大盟友完全可能在白宫新主人的带领下选择袖手旁观。
面对这关乎存亡根本的威胁，欧洲国家——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的极度缺乏准备，更是显得格外凶险。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欧洲政策演说中警告称：“我们的欧洲并非永生不灭：她可能会死去。”这种“死亡”固然可能是深陷经济停滞之中缓慢而痛苦的病死，但同样可能是一场扑面而来的战争冲击下措不及防的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