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我就被同事满是兴奋的短信吵醒：“我们系也接待过诺奖得主啦！”打开新闻，发现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简称AJR）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理解制度如何促进繁荣方面的贡献。去年春天，James Robinson造访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系里举办的政治学方法讨论班，请他来讲最近关于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此前虽看过不少他线上的演讲，真人却始终未曾谋面。身着灰衣的他出现在电梯口的瞬间，竟让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过去十余年中，关于三位新晋诺奖得主的种种回忆，不由涌上心头。

制度、地理，还是人力资本？

我第一次听到 AJR的名字，是2011年，在北京大学汪丁丁老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堂上。彼时我刚从数学系转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念硕士，对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充满好奇。第一节课，丁丁老师便提及，美国经济学界当下最为重要的一场论战，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学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间，关于何种因素决定了长期经济发展的探讨。

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经济学传统，认为对当权者的制约和对产权的保护乃是繁荣的根源。这种观点自然不算新奇，但如何证明制度和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是让经济学家束手无策的难题。毕竟Lipset早就断言，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采用民主制度来调节社会分歧。而各种混淆变量的存在，也让分离出制度因素的作用变得充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