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左岸文化出版社的新译作《文化的困境》的序言。这本书是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作品，《文化的困境》、《路径》、《复返》三部曲是他的一系列反思，谈及当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义与全球现代性的过程中所涉及有关现代跨国活动、殖民经验、政治记忆与文化身分等议题，并且透过实用主义手段与全球化势力，周旋于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和特定的国家霸权。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方怡洁，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框定的研究对象，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文化”曾为人类学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加上强调骨架、血肉、精神三者缺一不可的田野调查法，让人类学家被赋予了研究“文化”的民族志职权（ethnographic authority）。但当现代化、全球化、殖民、资本主义、国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带给“文化”诸多冲击与挑战，“文化”的困境，是否仍旧能以研究“文化”的方法来解决呢？当这些概念与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的日常经验再也无法匹配时，现在的我们如何使用过去发展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来完成研究的任务？现在的我们又该如何去框定甚至指认我们研究的对象为何？文化是什么？当群体都已经碎裂、跨越、跨在“之间”的今日世界，到底我们多大程度还能言之凿凿地指称“××文化”是什么，而没有一丝怀疑或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