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间前进到2022年，但方向似乎是反的。不少人类社会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赢得的成就与进步，此刻正被粗暴地抹去。其中一个失守的战场，就是女性的身体。随著1960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当我们敢于相信一切都在好起来，却又要直面对于全球各地无处不在的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

对不少困在父权国家中的女性而言，通过留学、工作、婚姻或投资等等方式，将肉身迁徙到传说中更自由开放的世界中去，曾经是黑暗中的一丝亮光。但不管去到哪里，我们还是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仍在天罗地网中。对于女体的控制是双重的，一方面，女体仍在被严重物化、性化，是性暴力频发的“现场”；同时，女体仍被化约为生产工具，从家庭组织到国家机器甚至私有机构都忙不迭地监控女人的卵巢、子宫和阴道。

女性主义运动常常能够引发广泛的参与，部份就是因为无论身处社会等级的哪个角落，女性都摆脱不了父权社会对于我们身体的管控，这种痛苦的共同经历使得大家愿意称自己为一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本文讲述的是一个这样女性的真实故事，故事中的她穿梭于中美两国多个城市之间，试图在亲密关系、自己与伴侣的原生家庭以及多元社会中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的身分、过往与未来，她的伴侣、亲人和朋友，也许是独特的，是专属于她的；但她的挣扎、痛苦和决绝却是女性共有的，是那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所共有的。

一切似乎从那个关于冻卵的决定开始，抑或早就上演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