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苹果日报》于昨日再遭搜捕。港警国安处搜查壹传媒集团总部暨《苹果日报》报社，并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在内的五名报社高管。这是继2020年8月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对壹传媒大楼进行封锁调查以来的第二次大型行动。警方声称《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涉有数十篇中、英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危害国家安全，并据此冻结壹传媒三间公司（包括《苹果》的日报、印刷及互联网）共1800万港元的资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声称有关人员参与在一个大型“串谋”计划中，是打著新闻工作的幌子行危害国家安全之事。

且不论警方以2019年为始搜集证据，是对《港版国安法》未提及追溯期、特首林郑月娥声称“既往不咎”的自掌嘴巴，当局在记者会上更刻意打造《苹果》和其他媒体对立的印象：这一边，《苹果》“利用新闻为工具危害国安行为”、“勾结外国势力”、呼吁制裁中国，参与在局方认为的国安相关“串谋”计划中；另一边，局方强调“一般正常新闻工作”不在当局打击的行列，其他媒体人及媒体公司只要洁身自好、划清界线、依照法律（强调包括《港版国安法》）来做新闻，则无需担心。

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远超一家媒体被政治打压的层次。

但“串谋”计划到底是什么计划？“串谋”和“正常新闻工作”之间的界线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文章能成为证据？是评论文章还是报导中引用的受访者的话？证据如果还未搜集到位为何就能实施拘捕？⋯⋯对此局方一概没有交代，毕竟，案件还处在“调查阶段”，而永远是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楚的“国家安全”超然凌驾所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