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政府上台（1月20日）已近半年，新政府内政外交的框架和轮廓已经基本展现了出来。对内，拜登强调的是通过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带领美国走出疫情泥潭的同时，试图梳理和纠正美国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而对外，拜登政府则试图摆脱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America First）对美国外交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力改善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并重塑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

尽管相较于前任，拜登政府在内外政策领域均有很大转变，但唯独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拜登团队却没有全面摒弃上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中美阿拉斯加峰会的“盛况”告诉了我们中美关系仍处于一个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也证实了现如今美国两党对华的态度和对抗的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不过，与特朗普政府中不少明显是在积极推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等中美全面对抗叙事的官员不同，拜登政府的新要员们，不管是像库尔特·坎贝尔这样的传统对华鹰派，还是杜如松（Rush Doshi ）、格维茨（Julian Gewirtz）这样的新晋“中国通”，都是强调中美之间在竞争的同时，也要保持合作的姿态。这批人对于传统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的反感和抵触，很大程度上将引导未来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在拜登对华班子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的情况下，新任对华大使的人选却还迟迟没有出炉。虽然传统上新政府上台第一年都是要等到五月份左右才会公布大部分驻外使节的人选，但相比于上届权力交接期间便已调好人选的特朗普，拜登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要纠结得多。眼下，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新一届驻华大使这个重要岗位，将可能由前国务院次卿，曾任驻北约大使的哈佛教授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这位技术官僚色彩浓厚的老“外交人”来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