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改变了一切。在瘟疫爆发将近半年后，再麻木或无知的人们也能从过去半年跌宕起伏的变化中发觉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只不过，对身陷局中的执迷者来说，很容易将之归为疫情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貌似惊悚之语，借陈腐的历史主义招幌推卸责任。

其实，从2019年底以来，也就是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前最困难的时刻 ，北京最高层就已经通过“伟大斗争”的号召，做出了这一“历史性定调”，开始主导去年秋天以来中国的各种决策和声音。他们所判断的，是几年前在海湖庄园上还把手言欢、“有一千条理由搞好”的中美关系，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竞争关系、且不排除局部性对抗”的态势，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谈论的新冷战。

尤其在五月底，因为疫情被推迟且缩短会期的“两会”，人大代表们在封闭、效忠的会场上，再次以几乎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为香港订立国安法的决定。虽然据说由中央立法、将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文本其措辞和措施都温和、有限很多，技术官僚们也勉力地使出各种统战手段给予本港资本家们各种承诺和安抚，但是都不妨碍代表们仿佛集体无意识地按下表决器上的绿色按钮。他们或许不在乎身后洪水滔天，会场之外的国际社会却紧张、谨慎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新冷战便在如此亢奋、民族主义的情境下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框架了未来新冷战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