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十二月，中国武汉已传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消息，吹哨人李文亮及其他几位医生，在十二月底于内地社交网络上谈论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几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已令很多敏感的关注者担心这一病毒的严重性。

彼时，港府亦关注相关疫情并就作出准备，包括在2020年1月4日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称《应变计划》），并于同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为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以即时监察该传染病传入本港的情况。

同时，由于当时本地以至全球专家对致病原理解甚少，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于1月13日率团到武汉实地考察，以助当局设计一旦新型冠状病毒在港爆发时的针对性应变措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不明朗时，政府看似严阵以待，表面上适时地做了大部份在传染病控制上应该做的事情。更何况，香港在2003年沙士一役，以沉重代价换取了社会应对新型传染病疫情的经验，公众本来期待政府应该有能力把预防感染控制工作做得更全面、更仔细，以减低疫症为社会带来的影响。

想不到从今年1月23日香港确诊第一宗感染个案开始，港府的实际反应之慢、防疫工作之马虎，却令人有感“应变计划”内容原来只流于空谈，更令人质疑在公布这份文件后，各部门有否曾落实相关工作，以确保各社会系统能应付最坏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