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举国模式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反而民间志愿团体有着不俗的表现：一些海外留学生，通过网络迅速集结，在短时间内募集捐款、购买物资、联络物流、打通关系，将口罩和防护服等送到一线医院。1月31日，一批由华中科大北加校友会募集的应急医疗物资从旧金山飞跃太平洋，直接将2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和4000件防护服送到武汉协和医院；直到2月1日，韩红的基金会往武汉送了七批物资，总共收到1.4亿的善款，由于数额过大，还不得不暂停接受捐款

然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种“饭圈后援会”（编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明星粉丝后援会，具有显著的圈子文化）。前面说的志愿团体要么是临时集结起来、默契度不太高；要么平时活跃度较低，执行能力有限。然而饭圈后援会人数庞大，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平时打榜、控评、反黑，训练有素，纪律性强，到关键时刻，她们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

在这样的声势下，有人提问：经过这一次疫情，官方可能会看到政府组织工作的薄弱环节，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也有人设想，既然饭圈影响如此巨大，饭圈文化也无处不在，那说不定饭圈可以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只要对这些饭圈团体施加引导，它们也未尝不可能成为以后社会自治的基础。

对此，我想要泼一下冷水。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调整一下“国家引导饭圈”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