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端编辑跟我约稿，让我谈谈去年写过的那群青年。我试过拿起笔，但始终觉得无从下手：如今任何的赞美在现实面前都变成嘲讽，局外人的反思对他们来说也无非是难听的风凉话而已。

五四那天我看到一篇朱学勤老师在端上发的文章，读完之后十分感慨。我不仅感慨朱老师的观点二十年没有变化，也感慨他所坚持的观点，放在当下有一种特别奇特的“错位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朱老师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就开始借助西方现当代思想资源来“反思”五四，比如将哈耶克所批判的“欧陆启蒙运动”和“建构理性”，用来对应五四的“新文化”和“科学”，将伯林所批判的“积极自由”，对应于五四的“民主”和“救亡”。尽管偶有反复，但朱老师不止在一个地方说过，五四与后来的文革一脉相承，两者都是激进主义（以及文化决定论）的产物。这次的文章，朱老师虽然没有特别提及“激进”二字（大约出现了两次），但字里行间依然认为五四是激进的，体现在“大民主”、“文化决定论”和“以俄为师”。朱老师也没有说“五四青年”，而是将五四的主角称为“五四先贤”，不过在这样的日子我会应景地想，像朱老师这样的自由保守主义者，理想中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我想到被斯坦福（史丹佛）退学的赵雨思同学（编注：一名中国女生近日遭史丹佛大学退学，原因是提供虚假成绩及贿赂入学）。我看完几篇相关的文章，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她说的那句话：“考上斯坦福不是梦，只要有坚定的目标，努力去拼搏，就会实现的。”我还想起她说的人生理想，她回国以后想做公务员，改变农村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尽管我不认为她需要为650万美金的事情负全责，但如果没有意外，美国高校奉为圭臬的“审视自己的特权”，最终也难以打破她成长环境带给她的金色牢笼，她将在中国上流社会的期待下，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