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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中国研究尤其是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在那里,极有必要实行价值中立的方法论,也很有必要张扬人文社会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伦理承担”。

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2007年3月21日,中国北京的工人为一条新路的开幕庆祝。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应神户大学王柯教授之邀,于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19年总会(2019年3月于大阪)上所发表的主旨讲演。在“端传媒”厚爱予以刊发之际,作者首先要表达对于王柯教授的感谢:是他对于当前西方(包括日本)人文社会研究中价值缺失状态的关切,促发了作者就此进行反省和批评。石井知章、仓田彻、阿古智子、水羽信男等各位教授的评论,也让作者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中文世界,面向大众,发表这样一篇本来是面对西方人文社会研究专家所提交的文章,不免会有严重的“错位”之感。这是因为:一则,不可能要求中文读者具备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和总体状况的某种把握;二则,就人文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和现状而言,在“中国时间”和“世界时间”之间,存在错综的交叉和落差。简单地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尚未普遍采行“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与韦伯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甚为类似;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深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因此到处呈现出全球资本主义的精神症状,其中之一就是人文社会研究中严重的“价值缺失”。这样两重问题叠加,似乎也正是中国当今时代错位、现代和后现代双重挑战叠加的一种认识论反映。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试图加以论述,但未能充分展开;这里加此一段按语,勉作弥补。

人文社会研究(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与价值关怀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近代以来,尤其是自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形成了强调价值中立(value free, or value neutrality)的方法论传统。这对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以欧美为主流、此后扩及全世界的人文社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人文社会研究遵循这种方法论而逐步走向所谓“科学化”,即以发现关于人和社会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采取不为研究者本身所持有的价值判断所影响的基本取态,致力于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边人文社会世界的运行规律。与此同时,价值判断在关于人和社会的认识中日趋被边缘化,乃至被排斥、被否定,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去价值化”成为潮流。也就是说,关于“是否应该”、是好是坏的判断,常常被认为,与关于“是否如此”、是或不是的判断,是相互矛盾、相互抵销、相互不能兼容的;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一样,人文社会研究也应该削弱乃至清除前者,而完全致力于后者。最近的二十多年来,随着冷战结束和信息革命的兴起,这种“去价值化”的潮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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