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疾病，在身体里发芽，却在社会和文化中开花，盘根错节，形成一张巨大的意义之网。尽管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自诞生之日开始就无可避免地附带上丰富的隐喻。或与一切阴森恐怖的想像联系，对身体的折磨，对精神的摧残，它打破了生命美好的虚构、让死亡恣意亵渎高贵的灵魂，它身体和精神关在一个绝望的孤岛上，自生自灭；但它也可以是罗曼蒂克的、富有诗意的，可以将人的生命得到升华。启蒙时期，卢梭（Rousseau）超脱了前人把疾病视为惩罚的宗教意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自我激情的展现，肯定疾病与过度激情紧密相连的积极因素。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也曾详细地论述了欧洲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短短的几十年间，结核病是如何逐步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下走上诗意化、浪漫化的神台。疾病一跃成为一种代表个性的审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