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七月上任时，因为一句“故宫台湾化”在政坛及文化界引发争议。事实上，主要典藏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本土政治势力的关系向来紧张。在民进党执政时，紧张关系更是突显。

类似“本土政权为什么要保存这些中国的文物”的问题，在台湾日益本土化的政治语境下，始终争议不休。但撇开政治语言上的攻防，这个议题在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时，进入政府服务的学者就曾经做过一番思辩。当时的思路是什么？故宫台北北院和嘉义南院定位上有什么差异？艺术史、博物馆学门的专业人士，又怎么看待处在台湾的故宫？“台湾化”的意义是什么？故宫能不能、要不要“台湾化”？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作者疏理了各方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将南院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应当是当时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专业决定。说得更大胆一点，如果各项条件成熟，“亚洲艺术文化研究”方向或许是故宫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立故宫博物院建立南院，最初的目的是2000年民进党政权首次上台后，为求南北文化资源平衡，也为解决故宫长久以来展示空间不足的问题，由当时的院长杜正胜提出来的。选址在嘉义是当时政府的政策决定，与学术研究无关。政策是政治家在做，但博物馆本身也应该有专业学术研究或文化教育的愿景、定位及内容发展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