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毒奶粉到劣质疫苗，悲剧以十年为单位轮回。中国父母被迫用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为形同虚设的政府监管、利欲薰心的生产企业买单。在劣质疫苗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回看十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当年的“坏人”被绳之以法了么？造成致命后果的漏洞被堵上了么？因“毒奶粉”而流离失所的信心被找回了么？心碎的父母和孱弱的“结石宝宝”又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十年？专题“毒奶粉十年”将向你呈现，毒奶粉撒在这片大地和人心上的、经年不散的阴影，冀望由此反思：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成长？

在前两篇，我们关注了个体故事：一篇结石宝宝母亲的口述，她的孩子至今饱受肾结石后遗症的折磨；另一篇是同问题奶粉企业缠斗十年的父亲；在第三篇，我们用数据动画勾勒了一个群体——“奶粉难民”，讲述他们在全世界搜刮安全感的故事。今天是专题的最后一篇，从产业的角度出发，回溯了毒奶粉事件后，中国政府和企业是如何应对并做出改变的。

贵岩是看着卡车将家养的20多头奶牛分批拉走的。那是2014年，上面突然宣布不许自家养奶牛了——一如10年前，村里鼓励家家户户养奶牛一样——贵岩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年60岁，双腿因超负荷劳作而严重O型，每走一步，都要在空中画半个圆。

贵岩生活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九门村，曾是知名的奶牛村。当地司机至今记得从前的盛况：村路上、田地边、家家户户的院内院外，都是奶牛。2004年，村里特意开辟了一大片集体用地，把养牛的150多户迁过来，每家租一块地：盖个平房，再修个养牛的院子，正式成为“奶区”居民。贵岩记得，高峰时期，每家能养20多头奶牛，奶站每天收奶十几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