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种镶篏工序。通过把决定要铭刻之物，镶篏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中，结合之后大概可以得到一种更为深刻的铭刻。而铭刻之物，在与个体生命结合的过程中，其投影亦变形，而出现某些独特而内在的变化。在文学而言，这，或者便是经典化的内在过程。
我在大专院校中当漂流兼职讲师多年，其中一门课是给电影学院高级文凭的学生上的必修课“现代中国文学选读”（下称“选读”），以及选修课“小说改编电影”，其中必教的是刘以鬯先生的《酒徒》及《对倒》。这些非文学专业的学生，部分也许本身想著离开中学后一辈子都不用再修“中文课”，却要来读文艺的现代主义小说，其学习动机之低可想而知。我一意要教《酒徒》的意识流及《对倒》的平行结构，本是认为此乃作为香港文学工作者之职责所在，但历年面对学生、调整课程的过程，亦可视为刘以鬯作品与当下语境互动、变化、更新的试验，本文聊记数笔，以志对刘以鬯先生这位文坛巨人的敬意。
年轻人因为现在的社会问题如楼价、工作状况、生活空间等等困局，非常自觉于身处社会边缘，因此很自然地承继了刘氏作品中的批判视角，与作品产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视角来审视香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