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良心允许的情况下，我还要坚持写一些真实的东西”，2018年3月的一个春夜，北京三里屯老书虫书店，作家袁凌给自己画下这条底线。在这场名为“我们的写作生涯”的讲座中，作家们对政策进一步收紧表示忧虑，而未来情况可能更糟，袁凌希望通过写作“为这个国度留下些什么”。

现场一下陷入停滞，听众们没有说话。追光打在正前方，照得台上那张中年面孔，轮廓分明。

45岁的袁凌来自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一个村落。1999年，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的他，只身跑到山城重庆，在当地一家晚报做社会记者。在那之前，他曾在家乡法院作院长秘书，除了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被派去下乡扶贫、到看守所提审犯人。体制内走一遭，他说自己看到的，都是些“停滞的”、“没有出路的”的东西。

九十年代末的重庆，“上半城是繁荣的解放碑，下半城就是赤贫的贫民窟”，鲜明的阶级分层冲击着这个20多岁的青年。“跑街”5年，袁凌报道过剖尸案、大火、诱奸幼女案……这成为他日后记录中国底层“冲突社会”的原始记忆，用他自己的话，那是“很多东西只能僵持的”、“个体最终走向毁灭”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