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得的爱玲，终生思考殖民，及它在香港，在妳我体内的，无间变身。 不是肤浅的本土主义，而是不卑不亢。

曾经作为黄小姐的下属，而且是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是我的大福气，也改变了我的一生。三十年前打我传呼机的那通电话，把我从一些无间式机构救援出来，而且教晓我什么叫“管治”：只要能够建立足够的互信，不用“管”就自然能“治”。让被“治”的丝毫不感到被“管”，才是最高明的管理。当时我住在离岛，每小时只有一班去港岛的渡轮。早上黄小姐常常会接到我的电话，我还没开口，她就知道：我又错过一班船了！她的反应是：养只鸡嘛！英国白人男 CEO 看到我们部门早上总是人丁单薄，迫黄小姐要我们打卡。于是爱玲放一个小朋友练习薄似的本子在我们房间，请我们自己填上工作时间，还特别叮嘱：你们晚上总是通宵达旦又无薪的时数，记得填上去。又不晚上来巡巡看我们多灯火鼎盛，她说。

三十年下来，我练就成为坊间有名恶人，以说“不”为志业。没有人知道，我的恶，是跟黄小姐学的。当然我学艺不精，徒招骂名。殖民地，英尊中卑，文艺机构尤是。一直以来艺术电影只配英文字幕，司空见惯。常常连讨论都是英文，大家坐著若无其事。艺术中心的映后谈呢？黄小姐一声令下，当然要以广东话为主。那老外观众怎么办？学广东话吧。我们去外国生活，都是学当地语言的不是吗。这是恶。朋友说曾经听黄小姐的电影硏究课，开宗明义要求学生每部电影必须看完，否则会被肥佬（编注：不及格）。今天谁在香港教书，能够这样恶。电影评论在香港，从来无足轻重，黄小姐的影评集后，却附中外语言对照片目及页码，按中文笔画排。这更是恶。这些，我用了过去三十年慢慢学习慢慢消化。不是肤浅的本土主义，而是不卑不亢，对殖民的反思付诸实践，对我们的文化生产足够重视，不计较付出与收获，以至心力交瘁。

黄小姐也成就了华语世界的第一个同性恋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