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一栋廉价公寓发生火灾，导致19人殒命。事件引发该区政府展开为期40日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大规模驱逐外来人口。不过，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清理外地人口的行动，在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之前，北京政府已经以不同的形式试图规管外地人口，除了大清理之外，还会将部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北京“浙江村”就是典例。

北京“浙江村”，是来自浙江的服装经营户在1980年代形成的典型非正规经济，曾在1995年被政府大清理，后来政府虽然无法赶走所有浙江外来人口，但成功将“浙江村”正规化、有序化。研究了浙江村二十年的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在此文中指出，在这貌似“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势者透过区隔社会群体搾取利益、攫取价值，同时瓦解了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另一面。

本文全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2月号，原标题为《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端传媒》获作者项飙教授与《二十一世纪》授权编修，分上篇下篇转载，此文为上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项飙教授此次新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