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如今所有人都正处在痛楚之中，自然没有长歌的余地。然而这并不妨碍在一片哀恸气氛中，提前说些几句未雨绸缪的话。

五日之前，和几位朋友夜谈，其间说到晓波先生，大家都觉得已经时日无多，阴阳永隔的那天不会太远。我向蔡爷发问，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作为后来人，还怎么相信先生提出的“我没有敌人”这个命题？如果说，这份最后陈述中，蕴含先生自己的经历、思考和情怀——甚至不排除策略考虑，但在九年的铁窗生涯、和在肝病问题上显而易见的人为迫害因素之后，再对后来人说“我没有敌人”，是否过于迂腐？或者如讥讽之言所称，你不拿人家当敌人，奈何人家拿你当敌人？

蔡爷具体怎样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认为，即便有一天晓波不在了，这个立场仍然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应该继续坚守的唯一可行方案。他援引了康德哲学和东欧转型的经验来论证这一点，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但记得自己很不服气地反问了一句：“如果瓦文萨死在狱中、如果哈维尔死在狱中，如果曼德拉死在狱中，那么波兰、捷克和南非的历史进程是否会就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