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去世，传媒的报导聚焦两个身份，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另一是外交部长；工作重点多是集中一点：香港回归。若这就是钱其琛的工作一生，似是重于现代却缺了从前。那天电视台播放钱其琛丧礼的新闻，致悼的包括外交部退休官员。这些旧日的使节，两鬓斑白的古稀，在今天已然“大国崛起”的中国大陆，也许不太为人所熟悉，这就更容易跌入某种的遗忘当中。

笼统说普天之下的外交部长姿态分“强硬”或“弹性”，以此判定任何一位外长的能力、性格、工作方法，是完完全全的失焦。一国外长，是一国对外姿态显示的唯一座标，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所谓“强硬”、“弹性”，关键在于那时那刻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追求的是什么。钱其琛独挑大梁最令人留下印象的，是90年代初中共在“六四”镇压之后，广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年代，以低姿态软身段借着一小点一小点进退方略，慢慢从制裁氛围恢复与美欧关系。

倘是说到钱其琛的所长，香港回归的工作是时代的安排，反而觉得80年代初中苏谈判时期的钱其琛，才是真的外交官钱其琛。狼吞虎咽的苏联不是英国可比，所以中苏边界谈判断断续续谈了40年。这一时代，也是中共建政后外交三大路径对美对日对苏的突显，从某一外长的专长及出身，更能证诸中共的外交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