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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江旻谚:集体可实践的善──回应钟耀华

我无法想像,一位个体要如何足够独立与自律,才能在这庞大的煎熬之下,既不诉诸于集体的激愤,也不至于堕入虚无。

两年多前我到香港读书,那是个纷扰的地方。如今看来,香港的处境除了纷扰,已经变得糟糕。

这个月身处南德,与香港相距六小时的时差,于是看新闻和信息留言便成为了起床后的固定差事。但一觉起来,总是天翻地覆。特首选举前晚,我特地把闹钟调前,因为早预示了现实的结果会比梦境魔幻,不必贪睡。有人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弱化了人际关系的纽带,然而使用社交媒体却让我能接近香港近日以来的焦躁与失望。包括两个星期之前,三位青年因暴动罪被判监禁三年的新闻。虽然人在远处,但知闻后仍情绪起伏甚大,便想暂时离开人群一会。

特首选举结束后的清晨,再一批香港的运动参与者遭政府检控。其中有占中三子、立法院议员,然后是当时领导占领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是突发的事件,我也没有把闹钟调前,因此听闻时相关新闻与评论已经讨论得十分热烈。许多新闻稿提到政府今次的检控策略,纷纷强调:届时若罪成,最高将可处七年徒刑。我迳以自己的经验,度量这份刑责所带来的胁迫感;若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要付出的可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即使最后的法庭判决尚未确定,结果也可能是从轻量刑,但是面对具政治目的的检控,所交付的成本绝不止于法庭判决本身,还有伴随而来的压力,以及对生活的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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