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于2012年年尾连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传媒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三项经济措施：同时大幅度放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加上结构性改革（亦称为“三支箭”）。

措施宣布不久，部分经济学者大力赞扬。持传统凯恩斯学派观点的克鲁明（Paul Krugman，克鲁曼）在2013年一月撰文，认为安倍的举措打破了审慎理财的正统，或会为全球提供了走出阴霾的答案，因为日本多年来未能复苏，欠的只是进取的勇气。这样说好像安倍有多大胆，日本就有多大产。另一著名学者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史迪格里兹） 亦在四月撰文，指“安倍经济学”跟很多经济学者（包括他自己）的观点一致，认同个别措施或会无效，但三管齐下则无坚不摧。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大名鼎鼎，文章用辞恳切，但是否真的有其道理？我没有大师们的乐观。事实上，“安倍经济学”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未见明显效果，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仍在低位徘徊。我三年多前在本港一份报章的文章这样作结：“日本仍陷于通缩的困境，央行2%的通胀目标，似乎不易达到。就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亦要看市场是否相信今次的重药能持续下去。须知道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信誉甚差，曾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日本市民，到底仍有多大的信心？再者，若通胀有幸重临，安倍政府是否有能力维持政策，不受政治压力而见好就收，以防刺激过笼（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