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期间，有香港本地艺术家设置了“2047大型倒数器”，来反映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忧虑（编按：《基本法》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于2047年届满）。虽然倒数器最终被移除，但香港人对未来的政治忧虑却从没消失。面对一个失控和强横的中国，香港人对于2047的想像已变得刻不容缓。而要在现时一片混乱当中，重新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治制度，就必须跳出“中国”与“非中国”，“民主”与“非民主”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笔者过去在《端传媒》的五篇“香港瓦解论”系列文章中，已探究了很多香港现有的正式政治制度失效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各式各样的危机下，香港的管治制度正面临瓦解。很多社会上的诉求及声音，要透过非制度化的政治方式（non-institutional politics），包括了游行、示威及占领等手段来表达。在这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对香港的民主化及政治发展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加深了香港的社会矛盾及管治危机。既然目前中国主动为香港提出一套新的管治模式的机会渺茫，香港人唯有抱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自行思考在管治制度上的可行出路。

“社会服从国家”的危险

制度建设（institution building）的难处，不在于没有制度可供选择，而是在于被采用的制度能否配合社会的需要及发展。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政治制度的设计可以分为两大取向：一是“社会服从于国家”（society-in-state）；二是“国家服从于社会”（state-in-society）。前者是以国家为本，以政府或当权者的利益及目标为依归，用制度来迫使社会改变，以配合国家需要。相比之下，“国家服从于社会”是以社会为主体，透过政治制度来满足人民的要求及配合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