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马尔库塞、阿伦特和赖希以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尝试回到民众自身，寻找被现代社会原子化了的个体的法西斯精神面貌，那么波兰尼则从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一种长时段、大范围的宏观视野，分析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根源；如果现代科技官僚理性、邪恶的平庸和性压抑，是每个人心内所潜藏的法西斯种子，那么孕育其生长壮大的土壤，则是主宰整个19世纪欧美的自由放任主义政治经济脉络。

回到李嘉图时代英格兰了解法西斯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他的时代也就是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更准确地说，类近当代新自由主义般以放任不干预作修辞，实际上巩固大企业垄断特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黄金岁月。波兰尼在其经典《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宣称，要了解20世纪初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必须要回到李嘉图时代的英格兰。意思是说，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崭露头角、其后统治欧洲超过一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导致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源头。

19世纪的欧洲，是公认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堡垒。历史社会学者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第四卷的书名，叫《中间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The Triumph of Centrist Liberalism—1789-1914）。他指出，自法国大革命后，“主权在民”与“政治常变”逐渐成为了欧美社会的共识。经历革命洗礼后的世界，三种思潮乘机扩散，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共产主义互争长短，最终自由主义“收服”了其他两种思潮，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