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非土生”一事曝光后，不少评论都倒向此方向：激进本土派的论述出现巨大漏洞，要从“族群民族主义”转到“公民民族主义”，或者从一种“右翼”的“狭隘本土”转往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

我不反对这种“论述转向”的呼吁。不过，我并不认为“梁天琦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仅仅只有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人类世界应该尊重差异，也不认同种族主义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视“激进本土主义”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及论述，那么，急于作“道德判断”反而是认识现象的障碍。

从“道德批判”到“认识策略”

有关梁天琦没有公开他“非土生”的事件，我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的“虚伪”和“荒谬”，反而好奇这点：如果我们认真视梁天琦为一个极活跃的“政治主体”，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他为何会选择这种不合乎自己出身的论述？究竟这种立场和策略选择代表什么？他是在回应一个怎样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