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限度

陈纯显然不会同意我的这个论断，相反会觉得我恰恰是犯了他所说的左翼自由主义幼稚病，亦即“更多地关注‘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而忽略了‘政治家的政治哲学’”。

倘若我前面的论证成立，则陈纯所言“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面对逆现代化的潮流和准极权的体制，如何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既不必视为“当下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也绝非左翼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关键。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全无意义。毕竟，公民社会的建设、民间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不同利益群体或社团之间良序竞争的成型，其完成度不可能不影响到未来政治转型的走向。

然则令我不解的是：像如何在原子化时代构建共同体这类问题，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呢？当然，不排除这个问题背后可以挖掘出政治哲学的元素（就像任何问题背后总可以挖掘出哲学元素一样），比如对“原子化”、“现代化”等概念的辨析，或者对 “政治共同体”的性质、标准、追求的论述，等等。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如何构建”，那么无论对于观察者还是对于参与者，恐怕“政治哲学”都难以提供什么特别的洞见。